□李伟明
网络时代，“新闻”的标准似乎降低了不少，事无巨细，都可能成为全网关注点。这不，前几天，河南省封丘县一名副局长在县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打瞌睡”，也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当然，官方事后解释，该副局长并未打瞌睡，只是因为颈椎问题，活动了一下脖子。
歪一下脖子，眯一下眼睛，的确容易被图片显示成打瞌睡的样子。更何况，给人拍照，也有可能抓拍到他恰好眨眼的瞬间。所以，有图未必有真相，如今这个时代，光看图片甚至视频，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它们完全有可能有意或无意制造出一些假象。
退一步说，即使这名干部确实在会上打了一下瞌睡，我看也不至于搞起这么大的公愤，弄到全网声讨的地步。开会打瞌睡固然不对，但由会议组织者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就够了；如果耽误了工作，则还可以视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把一个县里的干部打瞌睡的事闹得全国皆知，全网关注，这做法，显然过头了。不知始作俑者是否换位思考，想想这样做将对当事人的心理造成多大的压力？
公职人员当然要接受各种监督，但这并不等于应该让他们动辄因为某个失误而受到“超值”的惩罚。凡事都要适度。如果脱离人性去提要求，很多事情终究是不可长久的。就好比，根据法律，一个人开车闯了红灯，本来罚款二百元就是了，但你为了显示自己管得严，加大力度给他判了几年刑，那显然处置不当了。
要求过于苛刻，就成了吹毛求疵。这种情况好像还不少见。更早一段时间，网上炒过某地一名领导的坐姿问题。这名地方领导接待另一名级别相当的高校领导，照片显示接待者坐得过于随意，被接待者则坐得比较端正，于是一些网民直把这名地方领导喷得不成人样。其实，我觉得，这种小范围的会谈，放松一点也未必是多大的事，即使有所不妥，也无须如此大做文章，上纲上线，尤其是扯到其他方面。
我在报社工作时，有一次接到一个读者的电话。该读者发现某个记者的一篇稿件有一个错别字，特意指出来。这个错别字，我们在报纸出版当天也发现了，并在编前会上记录在案。当然，我还是客气地向这位读者道谢，欢迎他继续关注我们的报纸，多提宝贵意见。没想到，该读者继而严厉地质问：“对这个记者该当如何处理，你们不要给个说法吗？”我向他解释，这只是个普通差错，对整份报纸而言，尚在容许的差错率之内，也就是按照报社内部规定处理而已，谈不上特别的处理。该读者不依不饶，非得要求对这个记者作出其他处罚。我那时年轻气盛，修养不够，当即怼他：“你到底想怎么样？一个错别字，还想抓他坐牢不成？”双方闹了个不愉快。事隔多年，如今回想起来，我仍觉得自己除了脾气不好，其他方面并无不妥。对这种过于苛求的行为，我是不赞成迁就的。
说得不好听，有些找茬之举，未必是为了纠正失误，改进工作，简直是为了找茬而找茬，走向了挑刺的极端。受这种心态驱使，不仅找出的“茬”不近人情，无质量可言，谈不上什么价值，还可能带偏了某些习惯跟风的网友，导致舆论场乱象丛生，混淆是非。不管是舆论监督还是其他监督，都应避免这种倾向。在准备“说事”之前，一定得掂量掂量这事是不是这样说，有没必要这样说，说了之后将达到怎样的效果或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等等。
人非圣贤，谁身上都可能有这样的缺陷、那样的失误。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能纠正的就及时纠正，该宽容的则不妨宽容。不要理想化地把谁设想成一个完人，这是非常不现实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求全责备往往会让自己失望，甚至使自己孤独。对于生活中的某些琐事，应当客观理性地看待，完全没有必要用放大镜去深究，放大了反而没什么意思。
吹毛求疵更大的后果是，如果形成了这么一种思维模式，让人无休无止地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挖呀挖”，最终将搞得人人自危，大家互不信任，时刻想着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让别人有任何缝隙可钻。如此，不仅使人束手束脚，什么事都不敢干，还使人越来越缺乏活力，而且模糊了监督的边界，放过了一些真正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端的是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