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禾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香港在1941年的圣诞夜被日军攻占。困守岛内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盟军士兵被分散关押于岛内的几个集中营中，作为炫耀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利品，他们将被分批运往日本做苦役。
1942年9月27日，经过改装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日本运输船“里斯本丸”从香港出发，船上载有以英籍士兵为主的1816名战俘和778名日军。10月1日，“里斯本丸”航行至浙江舟山群岛附近。由于船上没有悬挂红十字会旗帜，亦无任何其他标识提醒该船载有战俘，它遭到了美国潜艇的伏击。船被击中后的漂浮过程中，船上日军转移到赶来救援的军舰上，对战俘却不予营救，甚至封堵了舱口。10月2日船沉之际，当战俘突破封堵后，日军又开始枪击在海上逃生的战俘。与此同时，舟山的渔民们开始自发抢救落水战俘，共救起384人。这些战俘大部分于次日被日军重新捕获，只有3人在渔民的掩护下被送往战时后方。这1800余名战俘中，800余人于当日丧生海底，300余人死于运输途中和日本战俘集中营的饥饿、疾病、虐待和恶劣环境，700余人幸存至战后回其母国。时隔81年，舟山本土作家杨怡芬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于是便有了长篇小说《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
200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舟山晚报》报道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这是杨怡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看完这篇报道后，杨怡芬说自己更想知道渔民们为什么会这么勇敢地救战俘，之后又是怎么隐藏3位战俘并将他们送往重庆的，“感动和好奇引发了我的热情”。
为了写出一本“好看”又“实用”的历史小说，尽可能准确地为读者讲述这段历史，杨怡芬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写香港沦陷那一章时，杨怡芬在《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项美丽的自传性质短篇集《香港假日》里，找到了合适的氛围和战时日常气息。在这本书中，项美丽作为香港英军家属，用记者的眼光记录下了香港沦陷时的各种“物质审美”。“我努力为我的人物寻找历史上相似的人物。《海上繁花》中，伊芙琳所看到的世界，有很大一部分是项美丽的世界，她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杨怡芬坦言，她想在不浪费读者时间的情况下，给读者一种亲历的感觉。
《海上繁花》有两条脉络，一条是写作者“我”和日本女孩木村香织的恋爱交往，一条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2005年，“我”参加了抗日战争纪念会，认识了在舟山群岛某个岛上的造船厂里做工程师的香织，慢慢谈起了恋爱。但“我”和香织的恋爱，中间始终横亘着中日两国的关系和民族感情。“我”的父母原本为“我”谈恋爱感到开心，但得知香织日本人的身份后却发生了变化。书中，“我”意识到了当时历史环境的复杂性，选择正视这个始终回荡着的历史幽灵，于是“我”带着所写的小说去香织家中求亲。在这场见面里，双方都抛开自己的身份进行了反思。
“小说里，战争在纸面上结束；而在现实生活中，某场战争正在打响，可能比二战还要惨烈。”呼吁了这么多年和平，但部分地区依旧战火不断，这让杨怡芬感到很心疼。“希望大家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保持善意，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杨怡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