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警世通言》是冯梦龙编撰的白话小说集“三言”中的第二部。在体例上，这本书与上一部《喻世明言》并无区别，都是每卷一个单行题目，主讲一个故事（当然可能会有故事引子）。数量也相同，都是四十卷（篇）。
“三言”是宋元明三代民间流传的话本或拟话本的选集。这个系列的作品，并非冯梦龙独立完成，他更多的是个收集整理者。冯梦龙是明末苏州人，虽有才学，但仕途不畅，年过六旬才做了福建寿宁县的县令，政声不错，可见并未因年纪大而“躺平”。冯梦龙在官场失意，在文学方面却成果丰硕，除了编撰类的代表作品“三言”，还有多种原创类的诗文及长篇小说《新列国志》《平妖传》等。
小说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是比较年轻的品种。而在短篇小说当中，“三言”堪称白话小说的先驱。“话本”即民间艺人说书讲唱的脚本。而“拟话本”则是按照话本样式创作加工的作品，它未必用来说唱，可能是以供阅读为主，但因为说唱的这种通俗样式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所以创作者便按这个模式来写。就像我们现在网上跟风的标题党或网文一样，但凡形式新颖些、关注度高些，立马便有一大堆自媒体一窝蜂地跟上来，用同一种格式向受众轰炸一番。当然，小说不管写什么、怎么写，毕竟需要故事作支撑，它们再怎么跟风，在数量上还是不可能像网文那样泛滥的。从“话本小说”的定义便知道，它扎根于民间，服务于百姓，走的是通俗文艺的路子。
较早的古典小说，往往聚焦的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神仙鬼怪。到了“三言”，虽然也不乏这些题材，但寻常人的生活成了故事的主要内容。以《警世通言》为例，其中便弥漫着浓重的市井烟火气息。很多作品都是从底层的视角看问题，让人感到离生活很近，叙述方式也符合平民的思维习惯。不少篇章呈现的角度，颇值得品味，即使数百年后来看，也令人觉得有几分惊奇。
该书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即是如此。“拗相公”是谁？大名鼎鼎的王安石。没想到，小说中的王安石，竟然是如此的不堪，由此也可见作者对王安石有多讨厌。故事说的是，王安石辞去相职，以使相判江宁府。在从东京至金陵的路上，走到哪里都听到百姓咒骂他。王安石虽然与他们面对面，但不敢暴露身份，尴尬至极。而且，沿途的茶坊、庙宇、厕所、农舍等处的墙壁上，随处都是骂他的诗。王安石惨然不乐，最后呕血数升而死。
将王安石写得这么狼狈，虽然不无夸张，但王安石变法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罔顾实际，忽视了底层的呼声，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王安石自以为是，用人不当，脱离群众，这是他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这篇作品的流传，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民间所思所想，不无参考意义。由此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王安石变法确实不被人认可，至少在百姓心目中是没有好评的。民间传说虽未必可信，但它可以与官方鉴定对照着读，从中或许可以帮助后人找到一些真相，甚而获得一定的启示。
爱情题材在《警世通言》中占了不小的比重。但是，相当一部分爱情并不是如后人想象的那么清纯、美好、高尚，反而表现的是芸芸大众的普通境界，世俗的气息很重。比如《崔待诏生死冤家》，这是一篇颇为沉重的鬼故事。作为鬼的秀秀虽然喜欢崔宁，但最后却是将恳求饶命的崔宁也扯去做鬼了，实在是悲摧。《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即《白蛇传》的故事，与后人所看的影视作品大有区别。许仙和白娘子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今人所描绘的那么真挚。相反，许仙是被逼的，他甚至对白娘子只有恨，而白娘子对许仙也只是威逼利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爱。也许，凡夫俗子眼中的情感，从来就不乏势利的成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典型的痴情女遇上垃圾男的故事，这个倒是与我们从戏剧中看到的人物形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当然，也有人们理想中的佳话爱情，毕竟追求真情的人也是有的。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亦即人们熟知的“苏三起解”的故事；《唐解元一笑姻缘》，亦即人们熟知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还有《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也是市井喜闻乐见的爱情。这些篇章，反礼教的倾向明显，放在当时来说，可谓是思想解放之作。
《警世通言》在描写人物性格时，市井味也扑面而来，有时还透着浓浓的讽刺意味。比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一文，引子提到一富翁金钟有“五恨四愿”，五恨即：一恨天（恨它不常常六月，多了秋风冬雪，让人要花钱买衣服穿），二恨地（恨它树木不长整齐，使得要花钱请匠人），三恨自家（恨肚皮不争气，不吃饭就会饿），四恨爹娘（恨他们留下许多亲戚朋友，来时未免费茶费水），五恨皇帝（恨他要收钱粮）；四愿则是：一愿得邓家铜山，二愿得郭家金穴，三愿得石崇的聚宝盆，四愿得吕纯阳祖师点石为金这个手指头。一番打趣，将一个贪婪的吝啬鬼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读之忍俊不禁。作品中，不管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言行虽然不乏夸张，但并无刻意拔高的想法，而是直白坦陈，不加修饰。如在《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发迹前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个性格暴戾的粗人，虽然好心护送京娘回家，但最终导致她自缢身死，算是白送了一场。作品并没有因为赵匡胤后来当了皇帝而在人物形象上进行美化，说到底，这性格也是一市井人物而已，反而让人觉得真实。
人性之恶，在作品中也多有体现，甚至恶到让人心里发寒。比如《宋小官团员破毡笠》，刘公夫妇因见女婿宋小官病重难愈，竟然狠心将他甩在荒岭。至于随意杀人者，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当时的社会，视人命如草芥者乃常事，距“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差得太远。当然，黑暗不是它的主基调，着墨更多的是人性的闪光点。《苏知县罗衫再合》写到一个底层妇女朱婆，为了从坏人手里救下素不相识的郑夫人，毫不犹豫投井而死。这种视死如归的侠义精神，在这类小说中常见，虽然有些人并不是“侠”的身份。正义的小人物在作品中并不少见，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悲愤投江自尽后，“当时旁观之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那孙富。”总算让人在一场沉郁的悲剧中看到一抹亮色。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这是《钝秀才一朝交泰》引用的一句话。前一句好理解，说的是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故事。“雷轰荐福碑”的典故，则是说宋代有个叫张镐的人，命运特别差，投托好几个人都不但没得到帮助，还使人家遭遇不幸。后来，有人指点他去一个庙里拓荐福碑的字卖钱。不料，就在他到达之前，天上打了个雷把荐福碑给毁了。《钝秀才一朝交泰》这一篇，说到时运问题，让人哑然失笑之余，又不禁嗟叹不已。“钝秀才”马德运气之差，简直堪称“丧门星”，找到谁就连累谁，以致他从街上走过，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人人都怕遇到他而晦气。当然，否极泰来之后，就顺风顺水了。这种“无巧不成书”的故事，历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市民喜欢。
从书名来看，《警世通言》用意在于“警世”。其中一些故事，当然蕴含着这种良苦用心，教人向善行善，相信因果报应等等。在当时，作者的观点至少在民间是有市场的。多数人追求善，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当然，斗转星移数百年之后，其中的很多观点显得陈旧过时，故事不再那么吸引人了。虽然作品还有人看，书也仍在不断印刷，但其影响力，无疑是递减的。这也是大多数作品的命运。其实，能流传数百年而不绝，已是其中的佼佼者了。江山代有佳作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喜好，对此不必过于惊诧。
小说属于与工作、功名无关的“闲文”，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平民属性。早期的白话小说，因为脱胎于话本，在讲述故事时，便要照顾文化程度不高的受众。所以，它常常以市井气息吸引市井人物，使作品传播久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市井人物是复杂的，形形色色都有，在写人性时，这些作品并不单一化、模式化，其笔触常常直抵人心、人性的深处。当然，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它的谋篇布局甚为简单，几无匠心可言，但它的创作理念，却依然没有过时。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读者，作品凭什么流传，又何来的“不朽”？
最后说一下该书收官之作《旌阳宫铁树镇妖》。这篇故事太冗长，但因为说的是许真君的传说，与江西有关，所以我还是耐着性子看完了。该篇信息量挺大，有江西九十九条河的来历，有南昌生米镇等诸多地名的来历，还与《西游记》有所关联，等等。作为江西读者，我想，故事虽淡然，读读也无妨，特记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