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穆宇清
今年暑假的旅游热中，谁也没想到博物馆会成为“一票难求”的大热门。赣州的各个展馆热度也居高不下，原本只是6月暂时试开放的文庙，也因为广大游客的要求，两度延长开放日期至8月31日。
据悉，赣州文庙此前因抢修，于2019年5月暂停对外开放，此次短暂开放也是因为第一期维修工程暂告一段落。事实上，文庙一直以来更多的只是以地名为市民所知，因暌违已久，文庙的重新开放引发众多关注，它的前世今生也被重新挖掘。一地文庙自然与一地文脉的兴衰息息相关，而从中又能窥见历史进程的一隅。
1 呈现儒家思想的建筑艺术
文庙并不是赣州独有的，它是古代最重要的官方建筑之一，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其崇尚“庙学合一”，在尊孔的同时充分体现儒学内核。由于祭孔规格极高，文庙建制通常是当地较高甚至最高的规格，且带有地域建筑风格。
赣州文庙（其实应为赣县文庙）是江西省现存的形制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学校址。我们现在参观文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用建筑把儒家的精神与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规制上，全国文庙大体都有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及先贤祠和名宦祠等建筑。棂星门，宋时因“王者居象之，故以名门”，是古代皇帝陵墓装饰所用之门，也用来装饰孔庙，寓意孔子地位尊崇，甚至可比肩帝王。泮池则取“泮宫”和“天下之半”的含义。古礼有云：“天子辟雍，诸侯泮宫。”因辟雍（太学）四面环水，文庙规格不能高于太学，只能有半面水，因此便有了半月形池塘——泮池，上面有石桥一座名曰状元桥。文庙的正门名为大成门，一般有左中右三门，中门只允许一甲或者县教谕等文庙官员进入，其他有功名者只能走左右两门，没有功名的不得入内，等级森严。
文庙的核心属性是“庙学合一”，“庙”是大成殿，“学”便是明伦堂。大成殿即祭祀孔子的殿堂，取自“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明伦堂，多设于正殿，是读书、讲学、弘道、研究之所。崇圣祠，即祀孔子父祖之殿，又名启圣祠、五王庙，规格通常仅次大成殿。尊经阁，即“学”内藏书之阁。崇圣祠常建于大成殿后，尊经阁常建于明伦堂后。名宦祠、乡贤祠则是地方特色的旌表官祠，名宦祠祀各代有功本地之地方官，乡贤祠祀本地所出名臣、名贤，各代累加。节孝祠为地方旌表官祠，祀本地之忠义孝悌、妇女守节之人，常附于文庙建在两路。
赣州文庙的地域建筑特色，主要体现在屋顶瓦面，大成殿的瓦面用的是景德镇的高温彩瓷琉璃瓦，以瓷器作瓦面，这在全国文庙建筑中是孤品。大成殿屋面采用重檐歇山顶形式，瓷瓦有两种颜色，并作剪边处理，构成规整的菱形图案，脊瓦则使用釉下装饰的青花瓷制成，正脊正中是由红、蓝、绿、豆青4种高温彩瓷组成的瓶式空顶，两侧是高达1.2米的青花瓷鳌鱼。8条戟脊的转角处还安放有8条小青花瓷鳌鱼，整个屋面色彩富丽，构图华美。文庙的建筑群山墙多为曲线且变化有致，具有明显的岭南建筑风格。此外，大成门与大成殿之间，利用东庑和名宦祠、乡贤祠，将屋面连成一片，构成了具有南方建筑特色的天井式院落。
《礼记·王制》记载：“学童首先换上学服，拜笔、入泮池、跨壁桥，然后上大成殿，拜孔子，行入学礼。”入泮便成为古代学生入学仪式之称。遥想当年，无数踌躇满志的学子，跨过泮池的状元桥，满心憧憬自己学而优则仕的未来。
2 承载教化使命的向学之所
因科举制度自唐兴起，文庙之制或始于唐，到北宋庆历年间初定规制，明代正式成型。据《文光射斗——赣南历代进士名录》统计，赣州在唐代仅有7名进士，自宋以来则有589名（宋代308名、元代4名、明代83名、清代194名）。
赣州向学之风的兴起依稀与文庙规制的发展遥相呼应。
文庙现址在唐代为紫极观，据宋《图经》载：“宋以前赣州已有孔庙，庙址紧挨紫极观。”清同治版《赣县志》“宫观志”记载：“紫极宫在府城隍庙右，唐时建，宋改大中祥符宫，又改无妙观……后改祝圣道场。”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因扩建紫极观为祥符宫，便将孔庙并入宫中，府学、县学倶废。
可见，宋代之前赣州已经有文庙，但是因资料散佚，无从考证具体时间和地点。也算从侧面反映出，宋之前，本地对文庙不算看重。一切变化，始于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赣县令王希建文庙。
明嘉靖版《赣州府志》中辑录了一篇《始建文庙记》，作者为泰山先生孙复。孙复在文中说道，县令王希建文庙之前，“赣人目不识孔子之像”，文庙建好后，“于是春秋释奠有所，赣人知其所向，孔子之祀绝而续焉”，盛赞王希之举。
孙复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教育家，潜心从事教化，致力于提升百姓的文明素质。他曾四入汴京，科举皆落第，此后专心讲学授徒近20年，真正步入仕途，是在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
北宋建立以来，经济发展多元繁荣可谓成就巨大，也造就了文化繁荣。然而繁荣之下危机暗存，随时有爆发的危险。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徭役使得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与契丹、党项连年发生战争，军事应对疲软，澶渊之盟后“武备皆废”。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于庆历三年（1043年）起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兴政治派别，推行“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其中，精贡举，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下令州县都要建立州学、县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才可以参加科举。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语在选举志”。虽然“庆历新政”只持续了短短三年，不过从此各地的州、县纷纷办学 ，“往往有学舍、官田、房廊之利”，使“学校之盛，侔于汉、唐矣”。
孙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范仲淹、石介等人推荐入朝做官，以布衣超拜，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他与石介一起，积极支持范仲淹等的“复古劝学”主张，使得学生人数骤增，北宋太学也从此而兴。
王希曾任大理寺丞，或是在汴京曾与孙复相熟，于是建好文庙后，便邀孙复为之撰文。孙复一直强调，唯有崇文重教才能使得政治清明，所以，对于政治中心提出的政策在赣州这样边远之地也能得以实现，孙复乐见其成。
3 三篇《学记》见证赣州文脉勃兴
“庆历新政”失败后，问题缠身的北宋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愈加尖锐，一场更为深刻、规模更大的改革也由此萌发，在熙宁年间喷发。
不过在此之前，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王安石受时任虔州知州的好友元積中所托，就虔州（今赣州）的州学、县学兴建作《虔州学记》一文，阐述兴学的必要性。“虔虽地旷以远，得所以教，则虽悍昏嚚凶、抵禁触法而不悔者，亦将有以聪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学问之民？”只要教化治理得当，就算地处偏远凶险的虔州，也能让野蛮凶悍的犯罪者悔过自省。撰文时，王安石正因母丧居于江宁，他后来的变法主张也在此时酝酿积淀，所以《虔州学记》被视为王安石思想的代表性表述。
事实上，“学记”这一题材，出自《礼记》中的文章《学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文献，随着“庆历新政”催生的州县学之兴盛，成为散文中一个特别的题材。写法夹叙夹议，更多是为了阐释作者自己的主张。
所谓时也命也，正巧在这个时候王安石需要一抒胸中丘壑，虔州便成了载体，承载着王安石无限的希冀，踏入熙宁十年。
“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是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改革。王安石雄心勃勃要改变北宋的积贫积弱，巩固封建统治，然而积重难返。尽管变法失败，还被冠以“苛政”之名，王安石变法还是起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虔州以51236贯333文的商税稳居江西第一，洪州（今南昌）只有47068贯860文，位列第三。
正如《虔州学记》所阐述的那样，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改革科举科目，大力推行《三经新义》成为法定教材，并用以取士。他认为这是出自公心的举动，是为朝廷选拔真正实干的人才，但是却引发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不满与反抗。最终，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与王安石“相爱相杀”了大半辈子的大文豪苏轼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在这一年，他写了一篇《南安军学记》，针对《虔州学记》引用的“舜之学政”内容进行了驳斥，力证自己的解释更为准确。此时，王安石早已病逝十多年。
南安军（今大余），与虔州比邻，恍惚如熙宁十年中的苏轼与王安石，虽认可对方之文坛成就，却因道不同，而不相为谋。不过，《南安军学记》中，苏轼亦同意“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矣”，肯定了兴办官学的政策，并称赞“南安之学，甲于江西”。
然而，随着北宋仓促的落幕，虔州的教化事业也渐沉寂。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了绍兴和议，岳飞冤死，宋朝永远失去了马场和骑兵。看似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其实更加风雨飘摇。9年后，禁军将校齐述杀长官吴进，拥8000兵占据虔州反叛。这场血腥的恶战，历时4个月，文庙也毁于兵燹。
其间，横浦居士张九成曾被贬谪到南安军，写有《重建赣州学记》一文，期盼“立堂以萃讲说，生徒有斋，掌教有室，御书有阁，庖湢、井匽各有其所”。
直到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三月，赣县知县黄文暠才又重建文庙。为此，他特别写信给杨万里，请其为重建赣县官学之事撰文。
其实，在绍熙三年（1192年），朝廷曾任命杨万里为赣州知州，但杨万里因对朝廷失望而辞官返乡。杨万里并未推辞撰文，颇为用心写了一篇《赣县学记》。究其缘起，是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杨万里曾任赣州司户参军，与黄文暠之兄黄文昌（赣县主簿）为同僚。杨万里曾与黄文昌等人游览县学旧址，看到杂草丛生、残垣断壁，感慨万千。幸亏近40年后，由黄文暠重建文庙，重启文脉。
杨万里在文中称赞，“赣之为邦，其山耸而厉，其水湍以清。耸而厉，故其民果而挟气；湍而清，故其民激而喜争，独不可因之使激于节与名。”最后结语，“异时有磊落光显于朝，以名义闻天下者，其必赣之士也夫？”
4 元公王公等所带来的名义天下闻
经过了自唐而宋的教化，赣州确实改变了以往“盗夺之奸，视天下为多”的印象，此后还有“风气错糅，人多劲健，尚义”（元·李大初《赣州学记》）的评价。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奉“哀痛诏”举兵勤王。赣州缙绅纷纷捐资，更有私盐贩子及山寨匪盗都甘心被招安，随同文天祥慷慨救国。在文天祥离开赣州之后，赣州人的抗元斗争并未停息，甚至直到南宋灭亡的次年，上犹县的下级武官李梓发仍率领当地军民抗击上万元军的围攻，直至落败，全军殉节。
清顺治二年（1645年），赣州被围。清军冲进赣州城，肆意屠杀了近20万人，南明江西总督万元吉、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等与6000多守城将士殉国，尚书郭维经率部8000人驰援，血战城下，城破后不愿投降，自焚于嵯峨寺中，亦有无数乡绅为保气节举家殉节。清政府因感慨赣州百姓的气节，遂称赣州为忠诚府。今存之杨公路、忠诚府路都是为了纪念此事。
回顾历史，赣州宛如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不起眼的一滴水，却在不经意间攀上浪尖。以周敦颐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以孙复为首的泰山学派，“二程”之洛学，张九成的横浦学派，王阳明心学及江右学派……都曾在赣州这个舞台上纷纷登场，崭露锋芒。
据《赣州府志》记载，罗拱先作《赣州府县儒学兴复记》道：“宋之前，师孔子者，庙祀而已，不知学也。濂溪周子为虔通判，始有无欲学圣之说，授之二程，于是洛闽之绪以开。洛闽之后，训诂而已。提督阳明王公始有致良知之说，授之门人。于是，谈学者益盛。”又载曰：“虔故周元公过化地，自王文成公以开府倡学，日渐，渍性命之，渊士益娓娓，向方而文，学缘是彬彬。比岁以来，射策甲科者，几与列郡比肩。”
“濂溪周子”和“周元公”说的便是北宋思想家、理学思想开山鼻祖周敦颐，他之于赣州的教育事业，确实留下了浓重一笔。周敦颐先后在南安军和虔州任职，在虔州任通判时，在水东玉虚观讲学，少年“二程”也追随老师到虔州学习。当时虔州太守为赵抃（号清献），他与周敦颐既为同僚也是知己，在虔州城外一起创建了虔州第一所官办学堂——清溪书院（取自二人的号），由周敦颐主持，两人共同主讲。
王文成公便是赫赫有名的明代杰出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守仁任南赣巡抚奉命清扫南赣盗匪，他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十字箴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人平叛，剿匪加招安，莫不如是。王守仁不同，他既“狡诈专兵”，用雷霆手段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匪，又“开府倡学”，用崇文教化百姓来改善民风，使得新民向化。他下令各县都要安排训导教谕之人，兴办社学；在赣州城中分设5所书院，东有义泉书院，南有正蒙书院，西有富安书院和镇宁书院，北有龙池书院；亲写《训蒙大意示教读》，提出了儿童教育的基本原则。
王守仁在赣州期间，还于通天岩的观心岩处结庐讲学，致良知学说日臻完善。王门弟子也在赣州整理出《传习录》，并在赣州首次刊印。之后，王守仁又创办阳明书院，专门讲授“心学”，使得天下学子“以虔南为归”。王守仁在赣南的学术活动一直被士大夫认为是赣南地方文化传统的最重要内容，其培养的一大批著名的赣南籍江右王门学者（江西的“心学”学派）对赣南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赣州，凡王守仁教化之地，平盗之地，弟子聚居之地皆有祠堂以祭祀。这是极不常见的。在文庙内也会有其他单独祠宇，可立多祠而祀多人，多为突出之乡贤或名宦。唯有少数地方将一祠独占一路与庙学同列以显祀主崇高，赣州府学之王文成公祠便在此列。据《江西通志》记载：王文成公祠在明伦堂西（今阳明路）。
正如《赣州府志》中记载的那样，宋明理学在赣州孕育、茁壮、盛大，赣州的文脉和教化事业也因此踏入勃兴。明初一直给人的印象是“民多尚斗”的赣州，自此之后文风大有转变，到清代中叶已经变成“文物衣冠”之邦，不仅风俗质朴，百姓多刚直，更有清淑之气磅礴郁积。1933年，赣州扩建街巷，正巧路侧有王文成公祠，便将针巷子、府学前、牌楼街连成一体定名为阳明路，以纪念阳明先生王守仁。
结语 厚重文脉绵延不绝
自明成化四年（1468年）至清初，文庙曾经多次搬迁，先后改建于景德寺、复迁紫极观、改建郁孤台下。直到清乾隆元年（1736年），知县张照乘采纳本地士人意见，将县学从郁孤台下又迁回了祥符宫县学旧址。这次迁学，前后持续7年，新营建的县学规模宏大。
现在我们所见的泮池和状元桥是2003年维修文庙和慈云寺塔时，在原址原地发现并维修的。文庙现有格局基本是清乾隆元年的，现存建筑则大部分为清嘉庆九年（1804年）后重修的。
历经数百年风霜雨雪，文庙所在兜兜转转，因其浓重的崇文重教色彩，终究与学校“难分难舍”。在民国时期，文庙曾被改为新式学校，老泮池被填埋，池前的棂星门、数仞宫墙也随之损毁，改成学校的操场。新中国成立后，文庙仍为学校，先是赣州市第六中学、工厂，后为市委党校，又为厚德路小学校址。1987年，文庙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厚德路小学迁至文庙旁边现校址，一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