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既是人类文明的肇始之光，也是一柄利弊相生的双刃剑。自远古先民钻木取火，人类便与火结下了不解之缘。由此而生的火神信仰，绵延数千年，成为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火神为谁？古籍记载中有多种说法。《神诞谱》称火德星君，为炎帝神农氏之灵；《史记》则载火神为祝融，乃颛顼之子；《国语》又将火神称为“回禄”，后世称火灾为“回禄之灾”，即源于此。民间百姓则没有那么多讲究，统统尊称为“火神爷”，而祭祀火神的庙宇，便称为“火神庙”。
天津自明初建城，至清代初年，尚为军事卫所，人口相对稀少，对火神的祭祀也未受到特别重视。康熙年间刊印的《天津卫志》中，记载的火神庙仅有一座，位于西门外西北隅的教场。雍正三年（1725），天津由卫所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1731）雍正帝又批准直隶总督唐执玉的奏请，升天津州为天津府。从此，天津正式从一个军事据点，转型为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
随着漕运、盐业和商业的日益发达，天津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和商贸中心。作为北方水陆重镇，天津城内商铺林立、民居稠密，街巷屋宇鳞次栉比，极易引发火灾。当时虽有专门负责救火的民间组织“水会”，但受限于落后的救火设备，面对火势往往力不从心。百姓出于对火灾隐患的恐惧，祭祀火神、修建火神庙之风遂日益兴盛。因此，乾隆四年（1739）刊印的《天津县志》中，记载天津城厢的火神庙已达六座。而至同光年间，随着天津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火神庙数量已增至十余座。
明清两代均将火神庙祭祀列为国家祀典，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从皇家到各省府县，均要举行祭祀仪式。天津官府致祭的火神庙，位于城内板桥胡同。其他民间所建的火神庙，则基本都坐落于人烟稠密的区域。据《津门纪略》记载，清末天津城厢附近共有六座火神庙：“一在鼓楼西板桥胡同；一在北门外；一在西门外；一在河北；一在盐坨；一在闸口。”
天津开埠后，随着租界的出现和城市的变迁，许多火神庙逐渐消失或改作他用。位于盐坨南、靠近季家楼的火神庙，其址附近于1892年建成了老龙头火车站，即今之天津站；盐坨北、靠近东浮桥（今金汤桥）的火神庙，庚子后被划入奥租界；城外闸口宝林庵南的火神庙，被划入了日租界。
北门外的火神庙，民国后改为派出所，其位置在当时北门外繁华的针市街、肉市口大街附近，是当地著名的地标。1923年5月6日《大公报》登载“南开集合地出发之路线”一文即有“西南城角、西马路、西关大街、横街子、铃铛阁街、太平街、针市街、火神庙转茶店口……”的记载。
受清末民初“废庙兴学”风潮影响，许多庙宇改为学堂，火神庙也不例外。坐落在赵家场抬埋会大街附近的火神庙，在2003年城市改造中，红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于此征集到“贫民学社碑”一通，碑文记载“赵家场第三第四贫民学社，系火神庙旧址也”，可见此庙在民国初年已改建为贫民学社。城内板桥胡同那座官府致祭的火神庙，改建成了天津私立普育女学校，这是天津最早的民立女学。该校由天津近代教育家温世霖于1905年创办，校址最初在老城里二道街荣家胡同，学生仅有五六人，1906年春迁至鼓楼东沈宅东院，学校初具规模，学生增至50人。“是年夏，以来学者踊跃，复迁校址于板桥胡同火神庙内。”（《天津志略》）
西门外的火神庙，即建于教场的天津最早的火神庙，俗称“黑火神庙”。火神庙旁的教场原址，于1904年建成“天津罪犯习艺所”，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座新式监狱。本世纪初监狱外迁后，这里改建成了治病救人的天津市人民医院。
此外，光绪年间编修的《重修天津府志》中，还记载有一座火神庙位于“河东锦衣卫桥”。此处“河东”非指今日之河东区，而是当年金钟河以东。锦衣卫桥跨金钟河上，是天津历史上的名桥。其地附近人烟稠密，建有一座火神庙顺理成章。后来随着海河裁弯取直，金钟河逐渐淤塞废弃，最终于1953年被填平。这里的火神庙早已不存，却留下了火神庙前胡同和火神庙后胡同两个地标性的地名。上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中，胡同消失，如今这里是河北区金波里和金蕾花园的交界之处。
天津老城厢火神庙的兴废变迁，见证了天津从卫所、府城到现代都市，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成为天津城市文化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