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长征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其所蕴含的坚定信仰、艰苦奋斗、生死与共的精神，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外籍人士亲历、重走长征更向全世界宣告：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伟大的长征精神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超越意识形态与国界、种族与时代的精神火种。
（一）
在红军队伍中，有几位著名的外籍共产党员，不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还出生入死，经历了长征血与火的考验，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悌，原名金勋，又名杨宁、杨林，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32年7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红23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在湘江战役中，毕士悌随军委干部团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完成了担负的战役任务。1935年2月，毕士悌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与陈赓、宋任穷一道率干部团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抢占娄山关。4月，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徒步急行军140公里，按时抢占皎平渡，随后又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通安州。1936年2月，时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的毕士悌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长征途中共有30名朝鲜同志参加，而武亭是唯一一位走完长征全程的朝鲜同志。1905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的武亭，原名金武亭，1923年初，秘密来到中国。武亭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和团长等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时，他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1934年12月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广西龙胜阻击战、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武亭率炮兵营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因长期从事炮兵的组织指挥工作，武亭被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
“中越两军的双料少将”洪水，原名武元博，又名阮山，1906年10月出生于越南河内。1932年1月，洪水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1935年，博古对洪水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被打成“高级特务”并被开除党籍。随后，洪水背着“高级特务”“国际间谍”两大罪名踏上了长征路。遵义会议期间，鉴于洪水在宣传动员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中央纵队党委决定撤销处分、恢复党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洪水奉命跟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所在部队遭受重大挫折被打散后，洪水扮成当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一路乞讨，给人家放过羊，放过骆驼。当历尽千辛万苦在1936年底到延安找到了红军主力部队时，他瘦得皮包骨头，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了。他的经历感动激励了很多红军将士。洪水1945年8月应邀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1948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50年10月他再次来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二）
瑞士籍传教士薄复礼（原名鲁道夫·勃沙特）、加拿大传教士阿诺利斯?海曼1934年10月在贵州被转战中的红六军团误当做“间谍”扣留，参加了长征。海曼在413天后获释。薄复礼辗转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近万里，在外宿营达300多处，随红军生活了560天，直到1936年4月在云南昆明近郊被释放。离开红军后，他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口授完成了亲历红军长征见闻录——《神灵之手》，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书中写道：这支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不赌博、不抽鸦片，“对穷人很好，即使在艰苦征途中仍时时不忘穷人”。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衷心欢迎，“每天有很多人报名参军”。他为红军的艰苦奋斗所感动：“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一点地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看到那惊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他发自内心地评价：“红军那种令人惊讶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国内外反动派将中国工农红军宣传为恶魔、匪寇、食人生番的情况下，薄复礼的著作起到了宣传红军、以正视听的积极作用。
（三）
更多的外国人士是抱着朝圣的心态重走长征路的。他们不远万里，千里寻访，只为探寻红军将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基因血脉，试图解开长征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国际知名战略学家、曾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7月携全家一起赴贵州、四川，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参观大渡河后他在《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中写道：“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之汹涌翻腾的旋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结束朝圣之旅，布热津斯基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1984年3月，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已经76岁高龄的索尔兹伯里飞抵北京。在北京，索尔兹伯里联系和采访了许多亲历长征的健在者，走访了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档案管理人员，他坚持“所有的旅费必须我们自己支付”，带着心脏起搏器和打字机，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艰难旅程。历时74天，他途经七八个省份，行程1万余里，寻访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从江西一直到达陕北。索尔兹伯里考察体验了长征路上的复杂地理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通过与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的交谈访察历史和现状，了解风俗民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趣事，深切感受长征的艰难困苦和伟大意义。1985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问世，这立即引起轰动，《时代》周刊等作了大量报道。该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书中称：“人类有四大史诗：以色列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西部拓荒，但是它们与长征相比，全部黯然失色。”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
陪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夫人夏洛特，也写下《长征日记：中国史诗》，完整地叙述了他们在中国的远征，从另一个层面提供了较为可信的长征方面的资料。此后，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简·弗瑞茨于1986年来到中国，采访了长征的幸存者们，并长途跋涉到延安、西安、贵阳、成都等地搜集材料，写成了一本饶有兴味、文情并茂的通俗读物，即《中国的长征：6000英里的险遇》。
1990年，来自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摄影家怀着对长征的敬慕来到中国，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拍摄沿途风光，出版了大型长征画册《中国——长征》。画册撰稿人、英国评论家安东尼在书中对长征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长征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
重走长征路的还有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2002年10月，他与朋友马普安从江西出发，经过384天的跋涉，途经10个省区80多个县，徒步走完了红一方面军当年的长征路程。2005年11月，李爱德再次出发，踏上长征路，沿着红二方面军曾经走过的路线继续体验。后来，他与朋友合著了《两个人的长征》并且摄制编著了红色之旅的画册，一经出版即受到读者热捧。在书中李爱德感慨，“一路上的痛苦，只要我活着，就不想再体验。”李爱德用自己的真实感受，纠正了国外一些舆论对中国的偏见，驳斥了那些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歪曲。
以色列国防军退役军官武大卫，很早就听过中国红军长征的故事，2005年，在他70岁那年带着寻梦的情结，用汽车加步行的方式，按照红三军团的路线走完了长征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红军之所以能够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执著精神，特别是官兵团结，共生死同患难的协作精神。”武大卫深有感触地说，“这次长征之行，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才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
德国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15岁时，第一次接触到长征，深感震撼的他此后陆续阅读了大量史料。伟大长征精神何以跨越时空，影响几代中国人？带着好奇与疑问，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合的施密特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骑行长征路”。在2023—2024年间，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历时138天重走长征路，一路北上西进，沿着当年的中央红军足迹，历经4个多月骑行，到达了陕北吴起县。2025年10月，两人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向德国民众讲述长征精神。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这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努力去做同一件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艰难险阻。”
长征的影响是深远的，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而且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