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张报纸定乾坤
在天津市图书馆的古籍部，有一张泛黄的报纸。它是1935年9月13日的天津《大公报》，报上的铅字依然清晰，墨香犹存。在这张报纸第三版上，有一则仅有三百五十字左右、极不起眼的文字消息——《陕北军事形势转变》，来源为国民党中央社。报道说，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经接近陕甘边界，似有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会合的趋势。
这期报纸出版后的第五天，也就是同年9月18日黄昏，甘肃南部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迎来了一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队伍，他们是长征中的红军。
哈达铺镇子不大，却是著名的中药材集散地。这里有条千米长街，商贾云集，客栈毗连，邮路通达。红军到达哈达铺后，毛泽东对侦察连连长梁兴初说：“你们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的，各种报纸都给搞几份来。这是一个特殊任务哟！”梁兴初领命而去，顺利找来一大捆报纸，主要是来自天津的《大公报》，其中就有那份1935年9月13日的报纸。而正是这张报纸，决定了长征的终点，也决定了红军的命运、中国的命运！
从离开瑞金长征的那一天起，中共中央就一直在寻找一个落脚点。从湘西到黔北，从川西到川陕甘，几经辗转，始终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此刻，在哈达铺那间简陋的屋子里，一张来自天津的报纸给出了答案。
毛泽东捧着那张泛黄的《大公报》，逐字逐句地看了好几遍。他兴奋地一拍大腿：“太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啊！”他马上让警卫员去请周恩来和张闻天。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他们确切地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真是喜从天降。”
几天里，毛泽东等人又从那一大捆报纸中读到了更多关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活动情况。他们找来陕西省委的贾拓夫，听他介绍陕北的实际状况。报纸上的信息与贾拓夫的讲述相互印证，一个清晰的图景逐渐浮现出来：陕北不仅有红军，有游击队，还有一片相当规模的苏区根据地，那是红军可以落脚的家！
1935年9月22日下午，哈达铺关帝庙。庙前的操场上站满红军团以上干部，他们衣衫破旧、面庞消瘦，但一个个目光炯炯。毛泽东登上讲台，手里攥着那份《大公报》，声音洪亮地宣布：“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历经生死考验的面孔，接着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同志们，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台下顿时沸腾了！掌声、欢呼声，还有压抑不住的啜泣声，混在一起，在关帝庙前的空地上回荡。一年多来，这支队伍从江西出发，血战湘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翻越皑皑雪山，跋涉茫茫草地，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此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3日清晨，整编后的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陕北进发。四天后，部队到达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镇上的中心小学里存放着大量国民党公开发行的报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如获至宝。从这些材料中，他们进一步印证了陕北苏区的情况。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小学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之前俄界会议“打到苏联边界去”的方针，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毛泽东后来在吴起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顾道：“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9月28日凌晨，细雨蒙蒙。榜罗小学附近的打麦场上，高大的核桃树下，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正式宣布：“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我们要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话音落下，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后来这样记述当时的场景：“庄严的空气，团结一致的精神，笼罩着整个的会场。这个露天的，毫无装饰的，风和雨在飞舞着的会场。人人在谛听着领袖们的讲话，热血沸腾着，寒冷悄悄地逃走了。”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不过二十多天路程，但这一小步，却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步。一年多的辗转漂泊，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跋涉，终于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范长江“解码”红军长征
而同样是来自天津的《大公报》，让世人真正了解了红军长征的故事。作为长征故事的见证者，范长江这个响亮的名字，也被永久地记入了中国新闻史。
1935年5月18日，二十六岁的范长江向《大公报》提出去西北采访的请求，不要差旅费和工资，仅要稿费；只需给他一个证件、一个名义，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满口答应，给他发了旅行记者证。
7月14日，范长江从成都出发，经松潘，越岷山，过岷县，于9月2日抵达兰州。一匹马、一杆枪、一支笔，他只身闯入荒凉的大西北。在江油，他追寻红四方面军的足迹，看到墙上刷着“武装拥护苏联”的标语；与当地居民交谈，常听到“苏先生”这个名号，恍然大悟：那不是人名，而是苏维埃。
9月4日，范长江从兰州寄出第一篇报道《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大公报》9月13日、14日刊发此稿时，编辑特意加了短评：“本报特约通讯员长江，从成都行五十日到兰州，其报告岷江军事形势的一封书，值得大家注意一看。”这篇通讯详尽叙述了红军在川西北的情况，第一次在全国性大报上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相。而在这篇报道之后，范长江所有的文章中，不得不出现“剿匪”一词时，都被他加了引号。范长江后来回忆说：“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五年，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在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
此后数月，他的旅行通讯陆续见报，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1936年8月出版。这比斯诺《西行漫记》最早的中文译本还早了一年多。著名社会活动家胡愈之曾评价说：“长江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
1935年11月26日，范长江又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的通讯。那是一名在长征途中离散的红军战士的口述，分两部分记述红军战士长途跋涉，由瑞金至懋功，再由懋功至陕边的行军历程。
范长江在序言中写道：“其事奇，其辞哀，而其所显示之问题相当重大。”口述者娓娓道来，范长江巨细靡遗地加以记录：部队过境云南时，“谷里拥满了队伍，这时天上突然发现几架飞机，大家都以为要受大的损失，侥幸没有抛炸弹，不然那天真将不堪设想”。
这一细致的描写，再现了长征途中的惊险与无常，寥寥数语，让红军长征这一宏观历史中常人难以触及的细节跃然纸上，读来动人心魄。
除了记述部队的整体行动，范长江的文字兼顾普通战士的个人体验与心绪，描绘出战火间隙里寻常生活的样貌。例如，口述者提到在云南过阴历年时，军委纵队仅得一头猪，无粮无菜，干部团则一无所获。这些细微处流露的质朴情感，让人看到这支由工农组成的队伍，在没有战斗的时候，也过着平常人的日子，并感受到其迥异于旧式军队的可亲可近。春节本应阖家欢乐，但他们却辗转于战火硝烟之间，安危难测，只能忍受清苦。字里行间对安宁的向往，读来令人心酸，也使长征的艰辛愈发刻骨铭心。
当时国民党对红军进行严密封锁和污名化，范长江和《大公报》的报道，以客观、中立的笔触，直称“红军”而非“赤匪”，打破了国民党的谎言，让国统区民众首次窥见红军的真实面貌和长征的真相。
1935年11月28日，天津《大公报》刊发范长江采写的通讯《陕北共魁——刘子丹的生平》，不仅冲破了当时国民党的严密新闻封锁，记录了刘志丹（字子丹）从出身地主家庭到成为“陕北共魁”的人生轨迹，更以客观、真实、公正的笔触，为长征胜利作了“西北支点”的鲜活注脚，成为解码这段革命历史的关键密钥。这篇通讯以时间线为轴，系统梳理了刘志丹的革命历程，打破了当时社会对红军的歪曲和污名化叙事。这份现藏于天津图书馆的报纸，史料纪实性极强，文中“十一月八日寄自庆阳”的落款，客观佐证了范长江深入革命一线实地采访的真实经历。文中“个性强，富煽动性”及“政治与军事知识，皆有相当长处”等评述，真实反映了刘志丹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革命领导风范。
范长江的系列报道，巧妙地将红军长征与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抗日救亡相结合，既避开了国民党的审查，又契合了当时的国内舆论，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反响，极大地提升了红军的正面形象，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三、唱响红军长征的文学礼赞
除了当时的《大公报》，天津图书馆馆藏的与红军长征有关的故纸中，还有一份《野烟三周报》，它是当时由南开中学进步学生创办的左翼文艺团体“野烟社”的刊物，于1934年10月创刊，共出版了两卷4期。
1935年1月10日，这份刊物的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著名作家吴组缃的散文——《一个最最好的感想》，内容描写的是红军长征初期的情况。
这篇散文发表在《野烟三周报》最后一期，封面标以“迎春号”。
经有关部门考证，这是天津发表的第一篇描写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弃学谋职的吴组缃在回皖南泾县老家探亲期间，亲眼见证了工农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一把茅草胡子，像戏台上二花脸那样的人”。在他的眼中，“他们的纪律很严，秩序很好。精神尤其可佩：不怕死，不想家，这不是容易的。”从这些人身上，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饱蘸深情地写道：“不禁为我们国家民族抱起很大的希望。”“这是我近来感想中最最好的一个。”
这篇文章不长，还不足500字，却让天津读者，通过文字第一次了解了红军战士在长征初期的真实情况。
九十载弹指而过，长征的足音已然融入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然而，那些泛黄的报纸、那些铅印的文字，如今依然静静躺在天津图书馆的展柜里，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故事。一张来自津门的报纸，为一支颠沛流离的队伍指明了方向；一位来自津门的记者，为一段惊天动地的征程留下了真实的记录；一本来自津门的刊物，为一群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人发出了最初的文学礼赞。它们昭告世人：津门故纸里的长征记忆，从未远去，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