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天，菏泽的牡丹如期绽放，千亩花海姹紫嫣红，蔚为壮观。刘文生在这片花海中潜心写生，留下了一批没骨点写的牡丹。画面上的花朵，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迎风盛开，有的半开半掩，万千姿态却依然透着雍容与典雅。仔细品味他的画作，能深切感受到他在色彩与水分的交融之间，展现出的那种艳丽而清涴的高华品格，令人寓目遐想。
宋代人提倡写生，在中国画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谈到写生，人们往往首先想到西方绘画的对景写真，或者当代写实主义的客观再现。然而，中国画的写生，尤其是花卉写生，自其诞生之初便别有一种“观法”。宋代画家赵昌，被誉为“写生赵昌”，他每天清晨趁着朝露未干，绕着栏杆仔细端详，调好色彩，当场挥毫。除却这种以自然为师的态度，赵昌写生的精髓，远不止于此。宋代理学昌明，“格物致知”成为一时学理的思潮，要求士人透过万事万物去穷究其中的道理。对画家而言，写生就是“格物”。赵昌的写生，正是这种理学思想的绘画化实践。他观察花卉，并非仅仅追求形似，而是透过朝露晨风、花开花落等种种自然现象，去体察生命生长的规律和流转的踪迹。
这就确立了中国画写生与西方绘画，乃至现实主义写生截然不同的“观法”。西方绘画的写生，重在再现光影、色彩与客观物理结构，是一种观察者与对象之间的两元观照，旨在精准捕捉事物的表象。而中国画的写生，是一种主客观交融的生命体验。画家面对自然，透过现象，更着重对事物之“性、理、情、态”的深入体察。所谓“性”，即万物的本性、天赋的生机；所谓“理”，即生长的规律、结构的必然；所谓“情”，即物象在特定时空下呈现的意态与气韵；所谓“态”，即花叶随风俯仰、顾盼生辉的动人姿态。中国画家追求的，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将自然之物升华为心中之境。写生即是写心，是画家与自然万物进行的深刻精神对话。
刘文生譬如“写生赵昌”，其写生正是深谙此道的实践。观察他的牡丹，红酣汁涴，仿佛刚刚经过春雨的洗礼，色彩浓郁却不燥热，润泽而透明。他抛开了墨线勾勒的束缚，纯粹以色彩和水份在纸上晕染点厾，笔法于快速中见沉稳，于即兴中见法度。花瓣的边缘因水色交融而自然形成的“渍痕”，如烟如雾，虚虚实实，将牡丹花瓣薄如蝉翼、轻盈婉转的质地表现得入木三分。而枝叶间，则是一派笔墨交响。叶色浓淡相间，有苍翠欲滴的，也有在烟雨中显得迷离的；枝干以书法用笔写出，有的像端楷那般点画谨严，有的却似行草那样飞动，纵横交错，繁而不乱，把整株牡丹的勃勃生机与脱俗气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刘文生的写生牡丹，在雍容华贵之外另辟蹊径，他在浓艳中注入了一缕清凉，在富贵中透出些许冷淡。其画中那种“清不绝俗，艳不伤格”的气息，正是画家心襟气象的外化。中国画论讲究“画如其人”，气格的高下，终究取决于画者胸襟的宽窄。刘文生早年求学于穆仲芹先生，后求学于天津美院孙其峰教授，再后来又在日本深造，归国后执教于母校。多年的游历与艺术实践，并未消磨他对中国画传统正脉的坚守，反而使他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下，深化了对中国笔墨精神的理解。他摒弃了浮躁的应酬之作，潜心于草木花卉之间，在“闲和严静”的心襟气象中，捕捉自然最真实的呼吸。唯有内心宁静致远，才能不为牡丹的“富贵”表象所惑，写出它超脱尘氛的姿容；唯有审美修养的深厚，才能在纷繁的色彩中平衡好“艳”与“雅”的天平，做到艳而不俗、丽而不浊。
刘文生笔下的牡丹，往往带有一种远离尘嚣的孤标。在那些冷艳的容颜下，生命仿佛是一场无声的“侘寂”。所谓“侘寂”，是东方美学中对不完美、无常与苍凉的深刻体认。刘文生的牡丹，未必是阆苑中的名葩。它们有时带着风吹雨打的痕迹，叶片微残，姿态婆娑，不是那种招摇的国色天香，而是一种经历风霜之后的淡定与从容。这种带着淡淡清冷的苍茫与静寂，恰恰赋予了牡丹更为深邃的生命力。它不是春天的喧闹，而是岁月沉淀后的诗意。这种审美意趣，令人想起宋代禅宗画家牧溪笔下那种“淡墨写出无声诗”的空寂，也令人联想到徐渭水墨牡丹中压抑而喷薄的情感。刘文生以书写点染之法，将牡丹的富贵与东方的寂灭之美巧妙地统一，让观者在绚烂的色彩中，读出其中蕴含的澄明与安详。
纵观刘文生菏泽牡丹写生，是对宋代写生意境的一次重温。他以“格物”的虔诚，去观察、体认牡丹的性理情态；又以“写心”的念想，将内心的审美感悟诉诸笔端。他的作品笔墨蕴含自然的神韵，色彩充满造化的意趣，尽显一位艺术家在喧嚣中难得的静气与风骨。在“清不绝俗，艳不伤格”的气象中，刘文生为牡丹这一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文化意涵，也展现了当代花鸟画家承古开今、自出机杼的可贵努力。
（孙飞 天津画院专职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