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厚爱，晚报编辑致信，希望撰写一篇纪念孙犁先生的文章，因为今年是孙先生逝世24周年，天津报界缅怀之情甚笃。孙犁先生一直是笔者敬仰的大家，从小学开始，就被他诗意化、战斗化的文字熏染，被他作品中可爱、青春、热情、勇敢的人物形象打动。直到今天，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场景中，也时而会套用他作品中富有生活性和感染力的语言同人对话，仿佛先生已住进了脑海深处。此前，在晚报上曾发表过沈从文系列研究文章，所以落笔点就从孙犁和沈从文两位先生着眼。
一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孙犁和沈从文是能够比肩的人物。孙犁的文字质朴，他用脆爽利落的军旅气息，开辟了当代文学重要流派“荷花淀”派。沈从文的文字也质朴，他用朴讷清新的文艺气质，让与摩登都市性格迥异的乡村文化小说大放光彩。一个是白洋淀边飘荡的荷香，一个是沅水河谷超逸的芷草，共同用诗情画意的语言，用对劳苦大众淳朴、善良、智慧和勇气的体悟，勾勒出一幅幅富有风韵与神采的水乡中国，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作家贾平凹在《孙犁的意义》一文中就曾说过：“在当代的作家里，对我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起码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
孙犁生于1913年，沈从文生于1903年，沈比孙大十岁。孙犁卒于2002年，沈从文卒于1988年，二人的生命有长达七十五年重合的轨迹。新中国成立后，孙犁长期担任《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主编，沈从文则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研究工作，时空距离非常接近。但考证诸多资料显示，这两位谱写出动人“乡村牧歌”的文学名家终身未曾见过。在现代作家中，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皆是乡土小说创作的高手，并被认为有一脉相承的文学风格。然而，鲁迅1936年就逝去了，废名1967年去世，此后的孙犁和沈从文，文学风格、时空距离、生命轨迹都无限靠近，本有机会可以面对面，却没能成就觌面相逢的美谈，这确实不失为现代文坛的一桩憾事。
相识未必曾相逢，虽然素未谋面，两位先生却是彼此知道的。确切地说，是孙犁知道沈从文更早一点、更多一些。在孙犁还是个青年时，沈从文早已凭借乡土文学红遍大江南北。孙很早以前就“结识”了沈，而接触的途径，就是看报纸。他中学就读于保定育德中学，在《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一文中，孙犁写道：“每天下午课毕，我到阅览室读报。所读报纸，主要为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主要是看副刊。《大公报》副刊有《文艺》，《申报》有《自由谈》，前者多登创作，沈从文主编。后者多登杂文，黎烈文主编。当时以鲁迅作品为主。”可以想见，经沈从文指导润色的文字，滋养过还是中学生的孙犁。
二
孙犁的阅读面很广，各种报纸都看。近代以来，天津的文化积淀与这座城市的工商气息一起闪耀，这里报刊林立，文人聚集，办刊水准堪称一流。在所有报刊中，年轻时代的孙犁最喜欢看的是民国第一大报——天津的《大公报》。在多篇文章中，他都提及了这份报纸。在《报纸的故事》一文中，他谈及自己喜爱《大公报》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人，有事业心的人，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这对血气方刚、报国志向强烈的孙犁，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933年9月开始，沈从文与杨振声合作，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在看《大公报》的过程中，孙犁爱上了沈编辑的文艺副刊栏目。他在《报纸的故事》一文中说：“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他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
1935年春，孙犁失业，回到农村老家。在此期间，他向沈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为了获知用稿进展，他甚至向种地的老父亲伸手要了三元钱，定了一个月的《大公报》。稿子没有被沈从文相中，未见刊登，按照孙的说法，就是“他没有用，退给了我，有铅笔作的改正”。但乐观好学的孙犁仍如获至宝般将这份知名报纸上包括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和行情在内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尽收眼底。在此过程中，他对沈的编辑风格和文学偏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对他后来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不能不说是一种启发。
喜欢沈从文编的副刊，不代表喜欢沈从文的作品。有关书信反映出，对于沈从文的文字，孙犁是持保留意见的。1991年1月3日，他在致作者陈晓峰的信中谈到陈写沈从文的文章：“您的文章我读过。作为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也是一种探索。但我读沈的作品不多，只读过他写的《记丁玲》《记胡也频》等书。直到现在，我也不大喜欢他的文字，我觉得有些蹩脚。”对于文学界流行的孙犁继承了沈从文写作风格的说法，孙本人是不太认同的。在同年1月15日农历春节所写的《知堂谈吃》一文中，他写道：“还有人把我与沈挂钩，且实在没有渊源，不便攀附，已去信否认。”
1980年代起，国内文艺界掀起思想狂飙，一批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作者的价值被重估，甚至出现两极分化、被过分渲染的情况，沈从文的作品也遭遇了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待遇”。孙犁很看不惯这种夸张的造势行为，他在《知堂谈吃》一文中说：“文运随国运而变，于是周作人、沈从文等人大受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们的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的。”仿佛是对造势者的嘲讽，仔细一琢磨，好像又有几分为沈的作品过晚才得到正名而感到愤慨的成分。提到沈从文，他说：“他自有其地位，近有人谈话称，鲁迅之后，就是沈了。尊师自然可以，也不能不顾事实，过犹不及。”不了解孙犁的人可能会认为这话里有文人相轻的情绪，知道他真性情的，便明白，这只是他不虚伪、不恭维、讲真话的一贯表现。沈从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分量，孙犁是从来都认可的。只是，对于中学时代读小说就“以鲁迅作品为主”的孙而言，沈从文和鲁迅的文学地位，还是略输一筹的。毕竟，他也是编过鲁迅全集的人。
毛泽东曾评价，说孙犁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这样的评价，沈从文也说过。孙犁不喜欢沈从文的文字，沈从文却表扬过孙犁的作品。1979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凌宇，曾为沈从文写过传，是国内第一个研究沈从文的人。在《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与我的沈从文研究》一文中，凌宇谈到1980年代他对沈从文的一次采访，提到沈从文对孙犁作品的两句点评，第一句是“四十年代孙犁的小说也很有特色”，第二句是“孙犁也有点自由主义”。显然，这两句评语是饱经时代风雨洗礼的沈从文，在深入品读孙犁的革命文学作品之后作出的。沈先生已经故去了三十八年，又没有相关文字留存。我们无法准确得知他这两句点评的深意，但请允许笔者斗胆揣摩一下沈老的原意。他口中的“特色”，大概是指孙犁用清新明丽的文字和富有浪漫色彩的笔调，写出了那些有信仰、有觉悟、纯朴善良的百姓形象。他口中的“自由主义”，大概是一个作家不拘于固定风格，也不照搬别人的风格，对文学有自己的认识和把握的专业素养。想必，孙犁富有灵魂美和人情美的文字，曾经也是让凭《边城》等小说名噪一时的文坛前辈沈老眼前一亮的吧。
三
沈从文在旧中国的天津编副刊，孙犁在新中国的天津编副刊。有着同样地缘的二人都有着中国文人的清高和脱俗，晚年均是过着布衣简餐、远离尘俗、淡泊文场、深居简出的日子。作家丛维熙是孙犁的学生，写过多篇缅怀孙犁的文章，同时他也与沈从文有交往，为沈写过纪念文章。在《沈从文的墓志铭》一文中，丛维熙提及：“晚年的沈从文先生，似与文坛绝缘断电，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文学会议。”在《凝视孙犁》一文中，他写道：“在我的认知中，孙犁是个一直恪守‘文章乃寂寞之道’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似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届文代会，并谢绝电视和众多宣传媒介的采访；即或是与友人和晚辈往来，也都是淡出淡入。”平静、淡然、超脱，多么相似的活法。
如果孙犁先生健在，还在编副刊，笔者一定点灯熬油写文章，向孙先生编辑的副刊投稿求教致敬，就像孙先生曾经向沈先生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那样。如若孙先生泉下有知，知道我写了喜爱的两位前辈的这篇文章，还望不要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