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摭言》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年轻时赴长安赶考，带着诗文去拜见官员顾况，希望得到引荐。顾况看到他的名字后，开玩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首都长安的高房价，就是“百物贵”的直观体现。白居易中举后，在近二十年的官场生涯中只能租房，年近五十岁才在长安城的“非核心地段”买下一处宅院。
城市“买房难”的问题，在唐代以后的封建朝代里仍然显著。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是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常住人口最高达150万，人口密度约为1.2万人/平方千米。在汴梁，一座普通的居民住宅价格达1300贯，豪宅甚至高达数十万贯。即使是欧阳修、苏轼这样的著名文学家兼官员，在首都买房同样困难。专司租赁房子的“庄宅行”，也在北宋时期诞生。当时的人们称租房挣的钱为“痴钱”，意思是不需要付出任何脑力或者体力劳动，就能躺着挣钱。为了平衡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宋代朝廷推出了面向官员的“限购令”，要求首都官员只能买一套房自己住，避免出现“炒房”现象。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一限令的作用并不大。
既然古代城市居民也有购房的需要，为什么没有出现专职的房地产开发商？其实，并不是古人想不到这个商机，而是因为在“重农抑商”的古代，商人没有资格购置大片土地。唐玄宗统治时期曾要求，平民家庭每三口人可以购买一亩宅基地，商人家庭每五口人才能买一亩宅基地，如果私自增加购地数量，将遭到皮肉之苦：每超一亩，挨揍十板。
买地尚且有这么多限制，盖房、卖房就更难了。唐代规定，卖房之前必须告知四邻和同族的亲属，如果未经邻居允许偷偷卖掉，邻居有权利向官府告状，导致原来的卖房契约无效，重新出售。宋代进一步要求，买卖房子时必须“问账”，就是在文书上写好自己卖房的原因、计划出售的价格，逐一征询邻居和亲属的意见。万一有人拒签，这房子一时半会儿就卖不出去了。这一举措看起来麻烦，实质上能够起到巩固统治稳定、减少人口流动的作用，因此一直沿袭到清代。
自宋代起，官方规定买卖房子和土地必须由专门的中介负责，禁止两家确定价格后私自买卖，这样可以保证卖家和买家都给官府支付契税。为了减轻房价过高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清时期官方又制定了“找房款”制度，在卖家的房子卖出后，如果过一段时间房子涨价了，卖家可以向买家追讨一次差价，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低位买进，高位卖出”的现象。所以，古代的“炒房族”只能通过房租获得利润，卖房挣钱基本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