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件镇馆之宝常年高居人气榜首：西周毛公鼎、清代翠玉白菜、天然肉形石，三者同厅并陈，观者络绎不绝。笔者曾去观展，对这三件重要文物深有感触：翠玉白菜清雅灵动、寓意吉祥，肉形石浑然天成、满是人间意趣；而位居展厅核心的青铜重器毛公鼎，器形朴素厚重，没有繁复的纹饰，却凭借内壁五百字的长篇铭文，成为已知商周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铭文完整记载了西周宣王册封、赏赐重臣毛公的诰命全文。在三件重要文物中，毛公鼎的历史价值最高。
鲜为人知的是，这件现藏宝岛的青铜重器，在百年前风雨飘摇的乱世之中，曾与天津深度结缘，一度寄存在津门租界银行得以保全，而且它最早的原始拓本之一也留存在津城高校。种种人事际会，让毛公鼎与天津结下跨越百年、绵延至今的缘分。
追溯源流，毛公鼎于清道光末年（约1850）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1852年便被金石大收藏家陈介祺（1813—1884）重金购入。陈介祺辞官归乡后，将宝鼎自京城带回山东潍坊老宅，唯恐怀璧招祸，常年深锁密室，极少示人，仅命专属拓工陈畯捶拓十余份初拓本。这批最早的原始拓本墨色匀净，精准还原铭文细节，是金石界公认的毛公鼎精拓本，存世稀少，价值远胜后世各类翻拓、复刻拓本。
陈介祺离世后，后人无力守护这件稀世重宝，便将毛公鼎转售晚清重臣端方（1861—1911）。端方一生酷爱金石古物，得鼎之后珍若拱璧，将其列为藏品之冠。1911年，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被起义新军所杀。端方离世后，其家人寓居天津，生计窘迫，只能靠变卖藏品度日。端方旧藏中著名的“柉禁十三器”就是在此时流失美国，现在依然是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古代展厅最耀眼的“明星”。端方家人将毛公鼎作价抵押给天津原英租界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即今和平区解放北路与大同道交口东北角），以此借贷度日。在华俄道胜银行的金库中，毛公鼎安稳度过数年动荡岁月。彼时的租界恰如乱世中的孤岛，成为众多珍稀文物的临时庇护所。毛公鼎寄顿于此，虽属无奈之举，却也避开了清末民初的兵荒马乱、劫掠纷争，得以完好保存。
1926年，华俄道胜银行因经营失利、投机亏损，全国所有分行统一停业清算。按照行业规则，银行质押存货将统一清查、公开处置拍卖。消息传出，一众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唯恐毛公鼎重蹈“柉禁十三器”覆辙，流落异域，酿成无法挽回的文化损失。在国宝危难之际，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1880—1933）挺身而出，倾力护宝，就地接手质押债务，结清本息，将毛公鼎安全转存至大陆银行总行金库。彼时大陆银行总行设于天津原法租界，今和平区哈尔滨道与黑龙江路交口西北角，与华俄道胜银行相距仅700余米，近距离转运将国宝受损或遗失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数年后，收藏家叶恭绰（1881—1968）联合一众爱国人士，凑齐八万银元赎回毛公鼎，仍将其寄存在天津大陆银行金库。1932年，叶恭绰淡出政坛，同年携带毛公鼎由天津迁至上海。但乱世流转，颠沛未止，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土大片沦丧，为防止国宝遭日军劫掠，叶恭绰精心设局，仿制假鼎迷惑世人，将真正的毛公鼎隐秘藏匿、辗转避险，使这件国之重器在战火中得以保全，安然无恙。
1945年抗战胜利，毛公鼎由私人收藏转为公藏，归入当时的中央博物院，落户南京。1948年末，毛公鼎随大批顶级文物渡海迁台，最终入驻台北故宫博物院，常年公开展出，成为该院的镇馆重器。
依据文物保护要求及毛公鼎自身情况，毛公鼎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后仅取拓一次便不再拓印，因此陈介祺收藏期间所制原拓本遂成广陵绝响，价值不可估量。而当年十余份初拓本中，有一幅完整留存在天津师范大学，原先收藏于历史文化学院文物室，如今陈列于全新落成的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该拓本以卷轴形式装裱，立轴分上下两部分，上为毛公鼎腹部铭文拓本、下为毛公鼎全形拓。这份原拓是国内现存为数不多直接依托原鼎捶拓的早期精拓，对比后世辗转翻刻、二次拓印的拓片，字迹饱满清晰、器物肌理细腻完整，保留了毛公鼎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笔者曾撰《天津师范大学藏毛公鼎拓本考》一文，刊载在《古籍保护研究》第八辑，对该拓本的流传、形制、学术价值做过详细考证。
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津师范大学建校之初，便格外重视文史教学与文物征集，专门拨付经费，由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张贻宝先生（1920—1999）牵头，收集各类文物以供历史教学之用。彼时，齐白石、张大千等名家书画采购仅需数元，但这份毛公鼎原拓本的采购价竟高达二十五元，足见买卖双方对其价值的看重。
毛公鼎与天津的渊源还不止于此，它的早期收藏者陈介祺的五世嫡长孙陈继揆先生（1921—2008）是天津师范大学建校初代教授，后来亦出任历史系主任。目前暂无文献记载陈继揆先生是否亲自参与该拓本的入藏，但据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李海涛先生回忆，陈继揆先生幼承家学，功底深厚，任职期间对文物室这件拓本必然十分熟悉。1991年，陈继揆先生刊发于《文物天地》第6期的《毛公鼎旧事（上）》一文，在回忆一幅陈介祺所制精拓本时云：“条幅分三部分，上段为鼎铭，是四块拓，中段为释文和后记，下段为器型，一足在前，两足在后，是陈氏拓毛公鼎的特点。”文中所述铭文拓为“四块拓”，以及全形拓为“一足在前，两足在后”的拓制特征，与天津师范大学博物馆现存拓本完全吻合。经笔者调查，此种早期原拓本，目前国内可见仅天津师范大学与上海图书馆各藏一件，其余所见拓本多为后期重拓、摹刻复拓而成，研究价值大打折扣。
百年之前，毛公鼎避祸天津，受这座城市庇护免于流失海外；百年后，毛公鼎初期精拓本扎根津门高校、文脉薪火续存。毛公鼎与天津的因缘际会可谓深矣！
（苏文勇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