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当然不会知道，在她去世多年以后，这个世界给了她多少赞誉：她的小说《隐墙》被视为女性版的《鲁滨逊漂流记》，而她自己则成了亨利·梭罗（《瓦尔登湖》的作者）的后继者。很难说玛尔伦对鲁滨逊的遭遇有着怎样的共情，但至少她从来无意将自己的作品当成野外生存的实用指南。同样，尽管她常常声称，“我从不写自己经历之外的东西。我笔下的所有人物，可以说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是我非常了解的、分裂出来的个性”，我们仍然无法相信在她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归隐山林、离群索居的经历——她是护林员的女儿，是牙医的妻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作家，但绝不是无所不能的六边形战士。所谓“隐墙”，不过是一次精妙绝伦的想象。
《隐墙》的开篇有一次出行。叙述者“我”是一位中年家庭主妇。4月底的某个清晨，“我”与朋友一起开车去山里的狩猎小屋度假。这栋小屋靠在山脚下，“是一栋两层楼的木制别墅，由巨大的原木建造而成，至今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一楼有一个农舍风格的大型厨房，厨房旁边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房间。二楼有三个供客人居住的小房间，外面有一个木制阳台。其中最小的房间是我住的”。这样的房间还算舒适，但“我”并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没过多久，“我”的两个朋友就在返回村子的路上神秘失踪了。
更要命的是，当“我”带着猎犬原路折返，试图寻找朋友的下落，“我”却发现曾经四通八达的山路竟然被一道透明的墙阻断了。这道墙光滑而又寒凉，伫立在距离“我”仅仅三米远的地方。每当“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这道墙壁现在逐渐向山上爬升，爬到了山坡草地中间的一片落叶松那里。从这里，我还可以望见另外两栋农舍和一部分山谷”。此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山中空无一人，汽车抛锚，收音机没有任何信号，而“我”则是被迫远离文明社会的文明人。
好在，“我”并没有就此陷入崩溃，更不会想要凿穿墙壁逃出去。相反，某种疯狂的希望驱使“我”远离内心的绝望，振作精神好好地活下去。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情节设定：“我”亲自动手改造了狩猎小屋的内部陈设，将朋友留下来的羊皮毯子铺在床前，为整天陪伴自己的猎犬安了家；“我”在墙边插满树枝，希望有朝一日那些深深浅浅的绿色能够治愈自己的不安；“我”在山谷里偶遇一头奶牛，又收养了一只四处流浪的猫咪，还在山间开垦田地、收割干草、播撒豆子、栽培土豆，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山居生活。
看到这里，不禁会想到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故事的主人公与《隐墙》里的“我”一样，都待在人迹罕至的幽闭空间里。在卡夫卡的描述中，这是一个位于地下的隐蔽通道，“它只露出一个大洞，其实这个洞哪里也不相通，走不了几步，便碰到坚硬的天然岩石”。如果说，《地洞》完美地展示了卡夫卡标志性的荒诞，那么，支撑起《隐墙》的则是某种自然而然迸发出的女性的坚定与隐忍。恰恰正是有了这种坚定与隐忍，“我”才能将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当成治愈内心伤痛的利器，与动物共存，与自然共生，重建内在的秩序，仿佛自己从来不是文明崩塌的受害者。
问题是，难道这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末日寓言？事实上，玛尔伦从来没有沿用此类小说惯用的套路，将人与自然的对抗发挥到极致。如果可以忽略“隐墙”为整个故事带来的不确定性，似乎谁都不难从她冷静的姿态中找到一点寻常生活的烟火气——这是玛尔伦与太多作家的不同。她见证过世界大战的惨烈，又对世间万物抱有相似的悲悯，更愿意穷尽一生之力，复原那些早已失落的日常片段。她之所以写《隐墙》，在意的不是在变故来临之时如何完美地避开所有伤害，而是如何挽留终将离她而去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如果连正常的生活都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还能剩下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