滏阳河自邯郸而来，向东北奔流而去，汇入子牙河、海河后进渤海，曲里拐弯流到我们村时，先是向北，又被开了个岔，一部分向西流，有三里地的样子，再与北上的主流合拢，接着向北走。水围了个岛，岛上的地分属河东、河西的两个村子。为争夺地盘，两村没少打架，有时是群殴，有时是个别村民的敌视，有时是小孩子无缘无故的对骂、互投石子。打架无非是为地面上的农作物，如花生、红薯、瓜果。这些东西从种上就有人惦记，半大小子是主力，主要偷瓜果、花生。生产队每年都要安排人“看青”，但“盗贼”们或声东击西、或采用“群狼战术”，总之，类似事件防不胜防。
两个村子关系的缓和，得益于联姻，有嫁过去的，也有嫁过来的，打架、偷盗的事慢慢少了许多。河东的水是咸的，河西的则是甜的，有一年，我看见河东有人推着水车上我们这儿取水，说是做豆腐。
我家在村东，离河边不远，夏天一到，十有八九便会被水包围。水大的时候，可以涨到房下，全靠父亲盖房时特地加高了地基，我们才免于被大水漫灌。夏天上房睡觉，可以闻到周围弥漫的水腥味，听到下面青蛙呱呱乱叫，此起彼伏。我做梦都在水里，摸鱼捞虾。白天在房上向东、向北眺望，汪洋一片，波光粼粼，有几棵玉米露了个头，柳树在水里隐约可见。
水大了，河面变宽，可以看到船，有时是几艘用绳子串起来，所运物资多是煤炭。现在北方河运的大船已经不多见了，我只在小时候见过。船向北是顺流而下，几个船夫站在船帮，每人一根竹篙咚咚咚地撑船，船头有舵手；向南则是逆流而上，这就需要拉纤。纤夫分走河两岸，光着脚，只穿一条短裤，晒得黢黑，腿上、背上的肌肉一条一条的。拉纤是力气活儿，赶上水急，就要增加纤夫数量，他们嘴里的哼哼声，并不像船夫号子，也许南北方不同吧。往北也好，上南也好，每次遇到过船，我们就会聚在河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直到船走远、拐弯，看不见了。纤夫们见到我们，大老远就赶，他们怕挡道，更怕谁被纤绳抡一下，那样的话，非死即伤。每次出门，大人都会嘱咐我们离纤夫远一点。后来有了机器拖船，烟囱里冒着黑烟，见到我们还会鸣笛，呜呜地响，那已经不是驱赶，而是打招呼了。
滏阳河穿城而过，衡水镇分河东、河西两区，河上有三座有名的桥，被我们分别叫做铁桥、新桥和老桥。
铁桥在石德线上，从我家门口向南望去，就能看到这座灰蓝的大桥以及上面哼哧哼哧、冒着白烟的火车。桥上除铁轨外，两边各有一条窄窄的小道，要是两个人迎面走来，就得侧过身子才能错过去。当年，很多家庭的大人都规定孩子每天放学后割一筐草，孩子为了当天顺顺利利不挨骂，就必须拼命找草。家家都这么割草，草早就割完了，地里干干净净，根本不用专门除草。我先是到河边找，实在凑不上，就割一点水草。这种草分量足，可羊、牛却不爱吃，父亲见到，都是臭骂一顿。好在它晒干了可以卖给大车店，掌柜的要么分不出草的品种，要么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处的草越来越少，我只好到远处去找，路上需要过铁桥。去的时候好些，回来就麻烦了，背着二十多斤草，走不快，还要防止踩空，避让迎面驶来的火车，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同行的伙伴也不给力，我掉队落下了他们也没察觉。好几次，母亲看到一队人稀稀拉拉地背着草回来，见不到我，就赶紧上前问。伙伴们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就是“在后面呢”。母亲站在道中央，不断张望，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直到看到我的影子才放下心来。为此她曾向父亲抱怨，但，没用。
摆脱割草的噩梦是在1978年考上衡水中学以后。我是走读，父亲咬牙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感觉真好！河边的路是平坦的，滏阳河在脚下缓缓流淌。衡水中学在河东，我需要过“新桥”。原来的旧桥是座水泥桥，已经不能承重，随时可能塌陷，因此要建新桥。因为这座桥连接东西城区，通行不能中断，于是就在待建的新桥旁边临时铺了一座仅容两人通行的草桥，所有车辆都要绕道南边的老桥通行。每次过桥，我都提心吊胆地推着车，生怕一不小心栽到河里。一年以后，新桥修好，几个同学每次过桥都是一路笑声。
老桥距离新桥有二里地。最早是明朝时修建的，后来被大水冲毁了。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将重建石桥的事宜上奏朝廷，获批之后，朝廷拨了白银，建了一座坚固的石桥。后来乾隆皇帝给这座桥赐名“安济”，这桥从此就叫安济桥了，但我们习惯叫它老桥。
高二时，一日中午放学回家，大雨滂沱，一想到铁道北那段满是泥泞的土路我就发愁，于是突发奇想，改道一路向西，过了老桥，去了机械学校。姐姐在那儿上中专，她见到我挺惊讶，急忙去食堂打了一碗焖面条。晚上我回家，进门见到母亲，她嚷道：“中午上哪儿去了？”我说：“去机械学校了。”父亲在一旁喝着永远不变的天津产“高末”，插了句：“长心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