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高视阔步的南宋大词人，“以文为词”，词风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创一代体例，与北宋文豪苏轼合称“苏辛”。然而，历史的脉络错综复杂，历史中的个人也有着多面性。譬如，作为“词中之龙”的辛弃疾为人称颂，流芳百世；作为官吏的辛弃疾却白璧微瑕，被人诟病。
与苏轼或南宋的张孝祥、姜夔、刘克庄等士子文人迥然不同，行伍出身的辛弃疾，文韬武略、壮怀激烈，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是作为“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守臣、将帅，在军营驻地里度过的。
《宋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事未行，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闽王殿’。”说的是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经历的一件弹劾案。
“台臣”是御史台监察官员的统称，奏章上书是台臣的分内之事，职责所系。从现存史料来看，王蔺说辛弃疾“用钱如泥沙”，主要针对的是辛弃疾“知潭州兼湖南安抚”时，力排众议，创建“飞虎军”“经度费钜万计”。毫无疑问，在原有的军事体系以外，再重新组建一支军队肯定花费不菲，尽管辛弃疾创建“飞虎军”的大部分经费实际上来自“自筹”。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为整饬地方武备产生这类必要开支，应属顺理成章、在所难免。因此，王蔺所说的“用钱如泥沙”，是舍本逐末，夸大其词，言过其实，有攻讦之嫌。
下面要谈的是“杀人如草芥”。被辛弃疾所杀之人大多为叛徒、奸贼、强盗、恶霸……譬如，张安国、义端之流。唯独杀赖文政和他麾下的一众义军这件事则应另当别论，特别是在“杀”的性质上——诱杀（招降之后，再悉数剿杀）。笔者推断，王蔺说辛弃疾“杀人如草芥”，矛头大抵集中于此。
赖文政，又名赖五，荆湖北路荆南府（今湖北江陵）人，茶贩出身。自唐代确立的“榷茶”专卖制度（朝廷对茶叶的生产、流通、经营实行全方位的管制和垄断）沿袭至南宋的乾道、淳熙年间，变得愈发严苛，茶叶赋税加重。在此背景下，一些茶贩茶农被迫组织武装偷偷贩茶抗税，即“武装贩茶”。这种做法，起初被官府诬称为“茶盗”或“茶寇”。随着矛盾加剧，茶贩与官府之间发展成全面的对抗和冲突。
淳熙二年（1175）四月，赖文政在湖北被推举为首领，率数百人转战于湖南、江西、广东等地。“茶商军”曾以江西吉州永新县的禾山为据点，依山阻险，多次以少胜多击败官军。当年六月，时年36岁的辛弃疾被任命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驻守赣州，全权负责“节制诸军，讨捕茶寇”。
临危受命的辛弃疾，从当地驻军、乡兵中挑选士卒，组成敢死队，统一训练。他常将兵力一分为二：一支固守驻地跟踪“茶商军”行迹，另一支则进山虚张声势疲敌。在轮番多次的围追堵截下，“茶商军”精疲力竭。此时，辛弃疾派人谈判，许诺“立功赎罪、既往不咎”。淳熙二年（1175），已接受招安的赖文政于江州（今江西九江）遭辛弃疾诱杀，与赖文政同时被杀的还有由他领导的“茶商军”。
南宋吉州籍文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载了此事。不少人对辛弃疾的做法表达不满，罗大经只是其中之一，尽管在“抗金”主张上，罗大经与辛弃疾属于“同道”，立场相近。此事因而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体现出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也让其声名受到争议。争议的核心不在于辛弃疾镇压“茶商军”，而在于“镇压”的方式方法：诱杀！
镇压叛乱历来是社稷“大事”，食国家俸禄者自当责无旁贷。但笔者觉得，对“茶商军”而言，原本深知“祸乱之源”在于苛政的“残民害物”、“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的辛弃疾，其“弭盗之术”值得商榷。“茶商军”本质上也是百姓，且为数众多。那么做是否属背信弃义？辛弃疾镇压“茶商军”的情形与四十年前岳飞镇压钟相、杨幺起义的往事差别很大，不能相提并论。
“平剧盗赖文政有功，加秘阁修撰。调京西转运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因平定赖文政有功，辛弃疾得以加馆阁“贴职”，步步登高，调任京西转运判官，擢升江陵府知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统辖一方的封疆大吏。并为他此后仕途的延续奠定了基础，他相继出任过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安抚使。
窃以为，原本前途无量的辛弃疾之所以终究不得志，命运多舛，落落寡合，除了力主“恢复中原”的政治立场遭主和势力排挤外，其处事锋芒毕露，不善圆融变通也是原因之一。辛弃疾生平，常常被政敌和同僚非议、指责“唯嗜杀戮”。办案时，“得贼则杀，不复穷竟”（抓到盗贼就杀，不深究细节缘由），这种作风虽致“奸盗屏迹”，但也易引发冤假错案。
南宋诗人张端义在笔记《贵耳集》中记述，为人忠厚的宰相周必大也曾反对重用辛弃疾，“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暗示其杀戮过多，若委以重任，日后恐怕连执笔的、拟定任命文书的人都得承担罪责。
辛弃疾与理学家朱熹素有交集，他素来敬重朱熹，二人还曾同游武夷山。但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谈及辛弃疾时曾说：“此人（指辛弃疾）做帅，亦有胜他人处，但当明赏罚而用耳。”这句话话里有话，旁敲侧击，意含辛弃疾有自行其是、我行我素、逾规越矩、率性而为的缺点和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