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天津盐商的私家园林，从一个侧面推进了津门文化艺术的勃兴与繁盛，成为天津历史文化的一大亮点，同时也为天津园艺史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江南风范、白墙灰瓦、小桥流水……漕运和盐业的兴盛促进了天津的繁荣，大批盐商缙绅集聚于此。受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造园之风的影响，盐商们纷纷大兴土木，在天津城厢内外建了诸多私家园林。
天津最早的盐商私家园林是清早期建起的问津园。园林的主人是清康熙年间的遂闲堂张氏。近人高凌雯《志余随笔》中称：“沽上园林之盛，张氏首届一指。”问津园内，“树石葱茜，亭榭疏旷，垂杨细柳，流水泛舟”，“务极幽胜，法书、名画之属，充满栋宇”。登楼凭栏可观海吟啸，夜深可听城楼更鼓梆声。当年闻予之子张霔作《春晴初过问津园》一诗有“园树人春不寂寞”和“高楼客戏弄弦管”之句，足见问津园之豪华典雅。
张氏原籍河北省抚宁县，县志记载，张家最早由抚宁居津门的是张光禄（明予）与其弟张封翁（闻予）。他们在顺治年间即以行盐长芦开创了张氏家业。后来，张明予故去，明予之子张霖与其叔闻予共同操办盐务，支撑家业，随着天津盐业的兴盛，张家才有重大转机。
《天津县新志·人物》载：张霖，字汝作，号鲁庵，自号卧松老衲。他“豪于家财而风度彬雅”，“康熙三十四年（1695）升安徽按察使，三十七年（1698）迁福建布政使，三十九年（1700）以前在安徽失察属吏降官，寻授云南布政使”。他的官位就是花钱买的。从清代王鸿绪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密奏小折中得悉，张家的银两仅在蓟、遵八县行盐地方计值银三十余万两，禹州、临颍、新城、清源、静海、青县处计银十三万两，张霖父子房屋计值银五万余两。至于园林，除问津园外，张氏别业还有一亩园、篆水楼、倩绿园、帆斋等，尽管确切地点方面说法不一，但大体也都在三岔河口和今天的中山路附近。
当年的问津园，坐落在金钟河畔，风光幽雅绮丽，园主人热情好客，招来了诸多南北学者名流，促发了天津文坛兴盛。从历史上看，该园比查氏水西庄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堪称天津最早的私家园林。途经津门的海内名士纷纷慕名而至。
张氏一家出于改换门庭与切磋学问的双重目的，利用自家冈林“延纳四方名俊”，一时北游之士如《明史》纂修者、大文学家姜宸英和梅文鼎、沈一揆、徐兰等，“罔不适馆授粲，供张丰腆”，使问津园宾客如云，往来赠答不辍，被称为天津的“小玉山”。
在这些海内名流中，以清代现实主义诗人赵执信住其家最久，赵执信（1662—1744）在清初文学领域中，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理论，都有相当高的成就。他一生坎坷，正当他落拓之时得到张家的帮助。赵执信在出游时，曾对人说：我以所居停的地方为家，那就是问津园。与张家交情最深的是当时被称为“仙才”的清代学者、山西蒲州的吴雯（1644—1704）。吴与张氏兄弟酬唱甚多，曾作诗曰：“最爱王官谷，劳劳托兴长。人家攘西宅，风景辋川庄。慷慨成高隐，艰难就草堂。买山原所自，高谊不能忘。”此外，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等，也与张家有所交往，居于问津园内，结下友谊。驰名文坛的清代戏剧家洪升的传世名作《长生殿》，也是在问津园内最后定稿的。
许多外地文人学者也寓居于张氏园林，为天津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朱彝尊（1629—1709），浙江秀水人，清朝著名词人、学者、藏书家。朱住过问津园，受到热情款待，张霖的从弟张霔作有《坐锡鬯先生舟中，值梅子定九适至》等，对朱甚为钦佩。朱在张家时，也曾赋诗填词，对津门词学的兴起产生影响，当年天津人作词便是学“浙西词派”，作品都能见到“浙西词派”风尚。朱撰有《大悲院记》《天津卫稽古寺重修藏经阁记》，对考证天津人文历史极具价值。
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梅文鼎也是问津园的座上客。康熙三十年（1691），他在天津张霖家教其子读书，并与津门文人相交唱和，也使天津人接触到天文学和数学。康熙三十八年（1699）张霖曾携梅文鼎去福建。张霔诗赠梅文鼎《访梅定九先生（善历数）》称：“楼台现象便，风雪着书劳。”
前几年，河北区在北运河岸复建了问津园，秀美精致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据资料介绍，复建的问津园面积为8033平方米，复原了清代问津园部分遗迹，园内栽植各种植物157种、5080株，设景观置石160块、假山8组。整体为纯粹的江南园林造园手法和风格，着意体现精致清雅的意境和文人造园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