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学家江淹，自幼聪颖过人，文才尽显，6岁就能作诗，18岁精通五经，他创作于青年时期的《恨赋》《别赋》，写尽世间离愁别恨，被誉为千古奇文。中年的江淹摄职从政，从此再无传世佳篇，后人谓之文思枯竭，遂称“江郎才尽”，甚至有“文通残锦”“托梦还笔”两则传说相映衬，正如《梁书》所言：“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
才华横溢的“江郎”，如何就“才尽”了？
江淹出身寒门，自幼丧父，二十岁时，江淹投身始安王刘子真门下。然而，早年仕途不顺，屡次被贬，生活困窘。正是这些坎坷的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沉的情感，使他写下了极具感染力的《恨赋》《别赋》等传世之作。
而命运的转折点，来自于宋顺帝昇明元年，齐高帝萧道成执政，他听闻江淹的才华，将其从吴兴召回，委以重任。此后，江淹官运亨通，历任骠骑豫章王记室、中书侍郎、骠骑将军、尚书左丞等重要官职，成为朝廷重臣，从一个为生计奔波的文人，一跃成为达官显贵。
客观上讲，江淹身处官场，事务繁多，每日都要应对繁杂的政务，周旋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于是渐搁笔墨，无暇顾及文学创作，文思灵感有所枯竭也在情理。但也要看到江淹韬光养晦、避祸自保的一面。
在梁武帝萧衍执政时期，江淹的处境变得尤为微妙。萧衍不仅是一位帝王，在文学上也不乏造诣，“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在这样热衷文学的皇帝身边，深谙君臣相处利害的江淹，也深知过于显露自己的才华，不免引起皇帝的猜忌，从而给自己带来灾祸。加之江淹对当时成为南朝诗坛主流的“永明体”并不认同，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创作理念去迎合，文墨也日渐式微。这或许是他身为权贵，也任由“才尽”之梦流传，以此远离是非祸患。明末张溥在为《鲍参军集》题辞时就曾说过：“江文通遭逢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陵主，意同明远，而蒙讥‘才尽’。”
从江淹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处世谨慎，善于审时度势。在齐东昏侯永元年间，崔慧景拥兵造反，围困京城，众多士族官僚纷纷投身叛军门下，而江淹却称病不往，最终崔慧景战败，他也被赞有先见之明。后来萧衍率兵起义，他又果断脱去官服投奔，得到萧衍的重用。这些事例都表明，江淹非常懂得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周旋自保。而“江郎才尽”，或许是他在特定生存环境下做出的一种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