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临沂）王氏。琅琊王氏堪称魏晋南北朝第一豪门，素来有着“华夏首望”“中古第一望族”的盛誉，家族辉煌时间绵延长达300年。
被《晋书》列为第一功臣的王祥，是一手开启琅琊王氏辉煌300年的关键人物。王祥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故事的主人公。王祥的生母去世后，父亲再娶的继室对他并不友善，即便长期被继母百般刁难，王祥依旧对她极为孝顺。一次，继母生病，王祥心急如焚，守在床头日夜伺候，端茶倒水，煎药送饭，照顾得非常周到。当时正是腊月天，室外滴水成冰，继母吵闹着非要吃鲜活鲤鱼。王祥没办法，只好到河里去抓。当时河里冰冻三尺，凿不开冰面。王祥一咬牙一狠心，解开衣服，往冰面上一趴，希望以体温融化坚冰。不一会儿，冰层不仅化开，而且两尾鲤鱼从水中一跃而出，正好跳到了他赤裸的怀里。
魏晋延续汉朝以孝治天下，故王祥以孝入仕曹魏。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士族举家南渡。西晋灭亡后，身在江南的琅琊王司马睿，在王祥的家族晚辈王导和王敦的辅佐下，建立政权，当了皇帝，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晋元帝，这一偏安江南的王朝史称东晋。
从王祥入仕曹魏算起，历经西晋、东晋直至唐初的300余年间，琅琊王氏光是宰相就出了92位。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中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将陈郡谢氏与琅琊王氏并称，但即便谢氏家族在淝水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陈郡谢氏的整体门第底蕴与琅琊王氏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是王羲之的曾祖父。王羲之作为琅琊王氏在江南开枝散叶的士族子弟，不仅没被江南的香风吹软，反倒格外勤学苦练，年仅七岁就已经以书法见长。相传东晋成帝当时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祭祀的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工把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才发现王羲之的墨迹早已渗进木纹里，削进去三分深才见底。这份笔力之雄劲，给后世留下了“入木三分”的千古佳话。
琅琊王氏南渡之后，家族男性的取名显得格外特别，名字末尾几乎都带一个“之”字：王羲之的七个儿子无一例外，分别叫王玄之、王凝之、王涣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王羲之的胞兄名王籍之，就连王献之的儿子也叫王靖之。王家数代人名字里都带“之”字，完全不遵循古代起名的避讳规矩。
古人取名素来极重避讳，世家大族更是严守避祖先名讳的准则。《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曾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只因“温”是他父亲的名讳。
王家是世家大族，起名时不可能不懂避讳。那这个“之”字，怎么就不受约束呢？后来，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论文《崔浩与寇谦之》中指出，当时的人们起名一般起单名，比如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堂伯父王导、王敦。但还有很多人，起的是两个字的名，并且最后一个字都是“之”，比如南朝名将陈庆之、著名天文学家祖冲之、著名画家顾恺之、注《三国志》的裴松之，等等。其实，最后一个“之”字，是身份标志，标志着他们都信仰天师道。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是道教的早期流派之一。“之”并非普通的家族排行用字，自然不受传统避讳规则的约束。
而到了王羲之的七世孙、也就是第五子王徽之一脉的后代智永禅师所处的时代，在笃信佛教的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推崇下，原本世代信奉天师道的琅琊王氏后人，最终皈依了佛门，也算得上是随时代变迁做出的选择。
王羲之的几个儿子，不仅书法造诣高，而且都风格不凡，极具魏晋之风，尤以王徽之为甚。他听说朝中将领、名士桓子野善吹笛，但两人一直互不相识。后来王徽之乘船停在水边，正巧桓子野从岸上经过。同船的客人便告知王徽之，这正是桓子野。王徽之便叫人请桓子野相见，并说：“听说你善吹笛，可否为我奏上一曲？”桓子野当时已身居显贵，却也素闻王徽之的大名，于是立即下车，坐在胡床上演奏了三支曲子。桓子野演奏完毕直接上车离开，两人从头到尾没说一句寒暄的话。魏晋名士这般重神交、弃形迹的率性之举，着实令后世之人难以想象。
王徽之弃官后住在山阴，一天夜晚下大雪，他睡觉醒来，打开房门，命仆人酌酒，四周望去，白茫茫一片。他起身徘徊，吟咏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友人戴安道。当时戴安道在剡县，王徽之当晚便乘小船前往戴安道处。一夜行程，天色微明，王徽之到了戴安道门前，并不上前敲门，却无声地踏上了回程。有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王徽之回答：“我本来是乘兴而来，现在兴尽就返家，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
王徽之这份随性洒脱的胸襟气度，悠然自在的神韵和超脱世俗的高远情怀，确实为名士中不可多得的不凡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