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母校最早叫五七中学。1981年9月，我上初中时，学校已经改名为泗村店中学，但村里人还是称之为五七中学。
学校建在村北五华里的一处盐碱滩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边七个自然村的孩子要走几里路才能到校。冬天昼短夜长，午休时间有限，学生们来不及回家吃午饭，就带饭。大部分学生都是带一种被称作煮饽饽的半成品：头天晚上把一寸厚的玉米饼子切成酱豆腐块大小，放饭盒里备用，早晨上学前，把头天晚上吃剩下的炒白菜连汤带菜浇在饽饽块上，有的人家条件有限，就只浇上一些菜汤。
到了学校，先到只提供热饭服务的食堂，把饭盒放到直径一米多、带着编号的蒸屉里，再到教室。上午第四节课的下课铃一响，几百号学生便浩浩荡荡蜂拥至食堂前，七八个大蒸屉在地上一字排开，场面颇为壮观。同学们飞快地找出自己的饭盒，这时的饭盒很热，同学们即使被烫得龇牙咧嘴，也要抱着饭盒赶紧到开水桶边，往饭盒里浇上热水，这一盒速成的即食煮饽饽才算做好。手脚慢的挨到开水桶边时，开水已经变成温水。同学们都在教室里吃饭，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农家子弟，吃的都是粗粮，能够带白面细粮的凤毛麟角。
第一个寒假前的期末考试，乡里几所中学的老师转圈监考，给我们班监考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他自我介绍叫李新，但没说来自哪个学校。他穿着光鲜的黑呢子大衣，高个儿，两只大眼上架着眼镜，一头“自来卷”支棱着，看着有点怪异。更夸张的是，发完考卷，他先把一个方凳举上讲课桌，然后抬腿迈上桌，又扭身坐在凳子上，开始严肃地宣布考场纪律，还特别强调：“我站得高，看得清，大家都规矩答题，别耍小心思。”我在心里嘟囔：“您这哪是站得高，分明是坐得高嘛！”不过，他高高地坐着，加上一头爆炸了似的头发，在幽静冰凉的教室里，一群十二三岁的初中生抬头仰望他时，确实瘆人。
开地理课时，学校没有专职教师，又是不参加中考的副科，就不太重视，总是随便抓个老师临时顶一阵。先是黑瘦且高、长得一脸狰狞却言语和蔼的体育老师代课，他上课就是念课本，唯一在讲到长江三峡和青藏高原时，他离开课本，介绍说，国家要在三峡地区的葛洲坝兴建水电站，还听说青藏铁路已经修到了格尔木。那时候，葛洲坝和格尔木对我们农村娃来说，都是天边的事。后来，是教数学的女老师代课，她很和蔼，曾经告诉我们什么是黄金比例，说符合这个比例的人肯定漂亮。她上课也是念课本，总把波罗的（di）海念成波罗的（de）海，于是，同学们很自然地就联想到海面上漂满了香甜的菠萝。上世界地理时，代课老师是一个白净脸的中年男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他形容沙特的国土就像一只靴子。后来为了迎接中考，地理课干脆就停了。
初三那年春天，学校在大操场北边的空地上盖了一排教师宿舍，中午休息时，我们总去那里溜达。那些房子是用红砖、檩条、苇箔、红瓦这些农村常见的材料建成的，可每间大房子里，又用砖墙隔成了许多间小房子。有两间特小，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另一间更小，也就两平方米，这些小房子还都没装门。我们在这些小房子间转来转去，对小房子的用途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听老师说，那两间小房子，大一点的是厨房，小一点的是厕所，这个答案对我们农村娃来说更是匪夷所思，如厕就在屋里？还挨着做饭的厨房？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们都很想见识室内厕所到底长什么样？可中考越来越近，时间紧张得要命，出教室溜溜已是奢求，新盖的教师宿舍再没去过，所以一直到考上大学进了城，我才弄明白室内厕所到底是怎么回事。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懵懂少年已近花甲，但许多往事还常常萦绕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