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天津解放77周年。当年，为了天津的解放，战斗在天津市内的党组织和党员，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展开了机智灵活的较量，并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娴熟的斗争艺术，向世人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二条战线”上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生动画卷。这也为当时在国统区迎接解放的斗争提供了成功经验，为平津战役的“天津方式”注入了新内涵。
积极稳妥的策略
迎接天津解放的工作，艰巨而复杂，既要形成强大声势、产生重要作用，又应积极稳妥、周密部署。为防止因急躁情绪影响各项工作开展，甚至遭受不应有的破坏和损失，中共中央华北局在1948年12月13日发出《关于平津地下党的组织在解放与接管城市中应如何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准备工作中，必须向城内党的地下组织做详密的布置，按照各工厂、学校以及各区、街道党员和群众的具体情况，在全盘计划之下，分别分配给一定的具体任务。
按照中央和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天津党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部署，并根据不同地区、行业、部门特点，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防止敌人趁机抢劫，在党组织细致安排下，全市各行业成立了由5个大队、17个中队，共800余人组成的纠察队，采取划区分片包干的办法，重点保护工厂、学校、机关、医院、码头、仓库等地，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进攻；统战工作由外到内，由内到外，不事声张，秘密进行；地下党组织除南、北系外，其他党组织和党员仍保持各系统分头工作的方式，在领导方式及联系手段等方面仍继续保持自上而下、不发生横的关系的工作方针，确保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事实证明，由于采取了这种隐蔽的工作方法，才使党组织能集中人力、物力，在较短时间内，依靠多年来积蓄的力量，在迎接天津解放的关键时期，发挥“第二条战线”的作用。
形式多样的斗争
为迎接天津解放，中共中央华北局要求地下党组织在我军进城之前和进城过程中，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组织群众搞好护厂、护校，反对将工厂、学校南迁，阻止敌人破坏；做好统战工作及争取和团结各方面知名人士、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做好分化瓦解敌人工作：保护好各种设备、物资和档案材料，完整地交给人民政权；做好情报工作：严密监视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
遵照这一指示，在人民解放军围城之前，工运系统党组织动员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各个工厂企业大力开展护厂、反南迁、争取技术人员和民族工商业者留津工作，警告和瓦解敌人的斗争。
天津战役发起后，位于灰堆的天津造纸厂遭到敌人上千发炮弹的轰击，造成5起大火。在护厂队带领下，全厂1000多名职工和家属冒着生命危险将大火扑灭，保护了工厂原料与设备的安全。在天津机器厂，国民党天津守军在厂内安装了大型电雷，企图在溃逃前炸毁工厂。党组织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组织群众巧妙地剪断了电雷引线，挫败了敌人的破坏图谋。天津机械厂地下党组织，组织工人开展挫败敌人制造地雷的图谋。他们千方百计生产残次品或废品，使国民党声称的“风雨雷”变成了“哑巴雷”。天津钢厂工人护厂队，坚决反对厂方拆除炼钢炉等设备，使钢厂得到保护。电信局党组织得到敌人准备将工程技术人员南撤的情报后，及时进行思想工作，劝说他们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由于工作到位，全局最终未有一人撤离。中纺公司所属天津7个纺织厂，分别在护厂队保护下，不仅使机器设备完好无损，而且储备了大量布匹、棉纱等成品原材料，为天津解放后恢复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来水厂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昼夜巡逻，保护机器设备安全运转，保证全市正常供水。电车公司护厂队昼夜保护车辆，确保天津解放后能够迅速恢复公共交通。《民国日报》印刷工人，为防止设备南迁或被破坏，组织“应变委员会”，在地下党员领导下，对各类物资进行注册登记，从而确保了在天津解放的当天，就以报头套红的方式，发行了报道天津解放消息的号外。
在此期间，市民系统地下党组织，成立了600多人的行业纠察队，来保护仓库、机关和医院。人民解放军攻入市区后，行业纠察队第3大队第3中队，在地下党员何其浩、张鹤年率领下，仅20多人便徒手夺占了国民党警察局第六分局，缴获了全部枪支和档案材料，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对城市的接管。
天津攻坚战斗结束后，天津党组织立即领导各个护厂队，积极配合进厂军代表进行接管工作，为恢复生产发挥作用。天津解放后仅三天时间，就实现了全市水电畅通，公共交通恢复运营。至1949年2月底，全市90%的工厂复工生产；3月底，全市工业全部恢复正常生产。
这一时期，天津的爱国学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也开展了一系列成效显著的迎接解放工作。早在1948年10月，华北局城工部就有组织、有计划地输送一些进步学生到解放区接受培训，为解放平津训练干部。为此，天津学生中的党员在上级领导下，把开展调查研究与搜集敌人军事情报作为工作重点，及时汇总上报华北局城工部，并转报党中央领导同志参阅。同时，天津党组织还动员一批进步学生以及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华北局党校和华北大学接受学习培训，准备参加接管城市工作。据统计，仅在这一时期，输送的党员、群众、技术人员达500余人。
与此同时，天津各大学还开展了反对将学校南迁的斗争。当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召开学生大会，逼迫同学签名同意南迁后，党组织立即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拒绝南迁的宣传。经过近1个月的艰苦努力，北洋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津沽大学等高校学生，分别在学生大会上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反对南迁的决议。同时，这些学校的校长也通过向报界发表谈话的形式，郑重表示“坚决留津，决不外迁”，最终使国民党当局的计划破产。
天津地下党组织还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基础上，针对国民党当局企图将高等院校、大型工厂的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南迁的计划，成功进行了思想说服和宣传工作，动员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觉承担起保护工厂、商店的责任，并通过他们做国民党军政当局头面人物的劝降工作。另外，天津地下党组织通过做广大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工作，扩大了反对南迁、保护城市等各项工作的范围。
解放天津战斗打响后，地下党组织印发了大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约法八章）等宣传品，并通过广泛张贴、散发等各种方式，起到了震慑敌人、稳定民心的重要作用。
整合各方的力量
前线投诚或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瓦解敌军的一种有效方式。其中，由地下党员张振山领导所部的投诚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天津战役发起后，他率领一个营在西营门外前沿阵地起义。随后，靠着他们对地形的熟悉，又为解放军带路，为天津解放作出了贡献。
为深入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天津地下党组织还充分发挥一些国民党重要军政人物子女为我党地下党员的优势，通过他们及时掌握其父动态，并代表党组织宣传我党政策，以使他们打消疑虑，尽快脱离国民党反动政权。这一时期，天津党组织与北平党组织密切配合，利用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做其父亲工作。同时，还通过李炳泉的堂兄、傅作义的幕僚李腾九做傅的工作。此外，又通过地下党员刘杭生做其父——华北“剿总”中将参议刘厚同的工作。通过以上努力，使我党及时掌握了傅作义的基本思想动向和意图，为军事解放天津与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及时有效地收集守敌重要情报，东北野战军情报部、华北军区情报工作站、冀中军区情报部门，与天津市内党组织密切协同，展开广泛的情报收集工作。当时，凡属军事情报均转交华北军区情报工作站；凡是社会情况和统战工作的情报则上报华北局城工部。当年，为给攻津部队提供可靠的战役情报，华北军区平津情报站由河北大城县七女村迁至天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杨柳青。此后，平津情报站为掌握天津守敌重要部署情况，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根据天津地下党组织和我军情报人员分别提供的多份城防工事图，在认真分析和综合归纳的基础上，绘制出“天津敌军城防工事图”“天津守军兵力分布图”，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在《天津战役总结》中明确指出：“由于情报工作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工事图，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敌情，因而下决心、订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依据。”正是情报工作的准确，因此除中纺七厂等少数地方因守敌顽抗遭受破坏外，城市大部地区均保持完整无损。
天津地下党组织以特有的工作方式和灵活的斗争策略，为迎接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第二条战线”工作增添了重要内容，创造了开展国统区斗争的又一“天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