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有两根扁担挑着中国的未来。
那是四只铁皮箱子，里边装着一台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挑着它们的人，是《红星》报编辑部仅有的四五名工作人员。每天行军八十里，最多时一百八十里，别人都歇息了，他们则支起箱子就开工。刻蜡版、油印、装订，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声中，把一张张报纸送到连队。
这是1934年10月到1935年8月间长征路上的一番景象。在这十个月里，中央苏区的其他报刊相继停刊，《红星》报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唯一的报纸。没有铅印的设备，没有稳定的纸张，甚至没有固定的出版周期。条件允许就出一期，最长十五天，最短两天，但它从未间断。前后二十八期“长征专号”，像二十八粒火种，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途中燃烧。
这份报纸的诞生，要追溯到1931年12月11日。那天，江西瑞金，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创办了一份机关报，取名《红星》。创刊号的《见面话》这样说：“它的任务很大，所以就要红军全体同志来帮助它，多多供给它材料。”这还真不是客套。从创刊那天起，它就是办给红军战士看的，是“红军政治工作的指导员”，是“红军的俱乐部”。
但《红星》报真正燃起光芒，是在长征开始之后。
在长征路上编报纸，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编，而是边走边编。一位在编辑部工作过的人后来回忆，他们用两根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箱子里装着全部家当。走到湖南时，由于那台钟灵牌油印机太重，不得不扔掉，换了一台手滚的。从苏区带出去的毛边纸用完了，就在当地找印过字的纸，翻过来用。
《红星》报都登些什么？捷报。强渡乌江、再占遵义、飞夺泸定桥……每一个胜利，第一时间通过《红星》报传到连队。1935年5月30日，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详细记述了十七勇士强渡天险的经过：“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坍……”这不仅仅是战报，也是战士写给战士的家书，每一个字都带着硝烟味。
《红星》报不仅有战斗的激情，还有生活的温度。战士没鞋穿，光着脚行军，报上发表《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具体办法。敌机轰炸造成伤亡，报纸立即编发《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教战士如何隐蔽、如何对空射击。红军进入白区，不知道怎么做群众工作，报纸就出专文指导。一位红一军团的干部写信给编辑部：“《红星》在部队中起了它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书声。”
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做了一件大事。1935年2月19日，报纸刊登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其中写道：“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确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处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在公开文字中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献。在当时的条件下，《红星》报以这种方式，让全军知道了党中央的最新决策、最新路线。紧接着，报纸又发表社论：“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说的就是遵义战役的胜利。那场仗打了五天，歼敌两个师零八个团，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写的就是这场仗。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红星》报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了会师盛况：“‘太阳’纵队21日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会餐以后，晚会开始。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报道里还写到篮球赛：“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得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读来让人不觉得这是在打仗，而像是过节。正是这样的文字，让那些十七八岁的战士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胜利之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1935年8月，《红星》报完成了它的使命，正式停刊。从创刊到终刊，按照连续编号统计，总期数约为120多期。其中在长征路上出版的28期，成了这段历史最真实的记录。今天，当我们翻开那些发黄的油印报纸，看到那些手刻的字体、简陋的插画、朴素的文字，仍然能感受到那份滚烫的力量。
红军不怕远征难。但长征之所以能够走到底，不仅仅是因为不怕。更是因为，在每一次艰难抉择的关口，在每一次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一份报纸在告诉战士们：方向在哪里，胜利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两根扁担挑着铁皮箱子，铁皮箱子里装着油印机，油印机印出一行行字。那些字，像暗夜里的星，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前路。
这是《红星》的故事，也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在最困难的时候，如何用“笔杆子”支撑“枪杆子”的故事。90年之后回望，长征路上的那颗红星，依然在闪耀。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当初是怎样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