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维斯理堂附设的培才幼稚园，在许多天津人心目中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今天，继续跟随《话说天津卫》节目听友们的口述，去认识“培才”！
从玉青：在培才幼稚园养成的好习惯影响我一生
我1951年进入培才幼稚园，那时候的幼稚园大门在滨江道和哈尔滨道之间的河北路上，面对幼稚园的左边紧靠着维斯理堂，右边隔两三个门就是恒安里，斜对面就是原来的东亚医院，即后来的第三医院的门诊部。
进了幼儿园十几米，上三四级台阶就进入楼中了。一楼有一个较大的教室，室外的墙上镶着一面大镜子，镜子旁边写着两个大字：安静！入园的孩子们每人都发一件白色绣着“培才”两个蓝字的圆形图案的小饭单，饭单的下边有一个小口袋。
入园的第一天，就有老师领着我们熟悉园中的环境。我记忆最深的是老师指着那面大镜子告诉我们，进园时要照一下自己，看看是否干净整洁，出园时回家，还要照一下自己，看看是否保持一天的整洁干净。从那一刻起，我一直是进出家门都会下意识地照照镜子，很注意自己的形象。
刚进幼儿园接触的第一位老师是苗老师。苗老师个子不高，微微有点胖，说话细声细语，脸上总带着笑容，特别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妈妈。那时我们胆儿都特别小，连爱大声说话的孩子都特别少，所以在班里不管是做手工还是吃饭都特别安静。这使我们从小就养成了不大声喧哗的良好习惯。
上课的时候，苗老师首先给我们讲什么是纪律；对父母长辈要尊敬、孝顺，并给我们讲一些小故事，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听了这些小故事，使我们知道什么叫孝顺。所以，每每吃餐点的时候，我都会偷偷地留一小块，放在小围裙的口袋里，回家带给母亲尝尝。有时到家里根本掏不出来了，都成碎末了，但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叫惦记和孝顺。
1952年，我到了中班，增加了音乐课。教我们音乐的是一位姓蔡的女老师，蔡老师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唱歌的声音特别好听。她熟练地弹手风琴，还不时地翻动着乐谱，弹出优美的曲调，使我至今难忘。蔡老师还组织我们排了一个小节目——《蚂蚁搬家》。在六一儿童节，我们还登台演出。
我们还有一个卫生老师，她姓朱，每天早晨一进教室，朱老师就会让我们把手放在桌子上，检查手的卫生，发现谁的指甲长了，就会叫谁下课找她，她就给剪短。
中班还增加了图画课。开始是老师把画有苹果、香蕉、鸭梨等水果轮廓的纸发给大家，让我们用蜡笔涂上颜色。后来一点点地开始让我们自由想象，画各种东西，小鸟、小花、小房子，要在一节课内画完，时间到了，老师就收走判分，大家画得很认真。
1953年，我升入了大班，教我们的是一位姓赵的女老师。赵老师比较年轻，经常带我们到院子里活动、做操。赵老师很严厉，哪个孩子不听话就会遭到她严厉的批评，上课有小动作就要罚站。
大班又增加了手工课，教我们把方形的手工纸对折后，用剪刀从折好的地方剪成细条，不要剪透，然后打开围成一个小圆桶，用糨糊把两边粘好，再贴上一个小棒儿。这样一个带镂空花纹的小灯笼就做成了，再连上用手工纸粘成的长串的小花环就可以布置教室。有时老师还教我们用一个苇子棍儿粘上做个小风轮，让大家拿着它到院子里，看到风吹着小轮转，老师就说，谁有什么愿望告诉它，就会实现。
我深深感谢那些培养过我的老师，让我永远不能忘记。
可女士：我在“培才”的童年时光
我从3岁到7岁都在幼儿园，我是1957年进幼儿园，1961年上小学。特别有意思的是，幼儿园搬走了，我还在幼儿园的那间教室读小学，连动都没动地方，又上了两年小学。
我们幼儿园有一个周静老师，是全国幼教系统的劳动模范，她当过我们班主任。周老师特别好，她还经常到小孩们家里去家访。
我们报名的时候，幼儿园的要求挺严格的，一般都是双职工、家里小孩没有人照顾的才可以进幼儿园。而且，我们班里有好多部队子女，都是军人的孩子，我们在一起过了4年。
我们在劝业场小学时还是一个班。从三岁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在一块儿。不过，我中途离开学校了，跟家长去了外地。
幼儿园老师当时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恨不能一下子把知识都教给我们，讲得特别多。音乐课、美术课、手工课，还有生理卫生课。
我记得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是1958年以后，我们开始学汉语拼音了。在上小学之前，我们把汉语拼音都学会了。我们那老师真的特别性急，他给我们讲二进制，我们才刚能数到10，二进制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
我们的幼儿园伙食好，收费也是挺高的，比其他幼儿园得高一倍。
从1961年开始，这个幼儿园搬走了，我们就改小学了。
我们家从我母亲小时候就住在维斯理堂的对面，河北路上。我妈妈也喜欢唱歌，她就总去唱诗班听歌。后来，我妈就学音乐了。
在维斯理堂院子里靠教堂和我们教学楼的中间，有一个二层的小木头楼，那个木头楼挺好看的，上面写着四个字，叫“牧师之家”。那里边住着好几家牧师，牧师的孩子也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那个牧师之家的小木头楼，现在想起来，就像美国西部片的那种木头楼。它整个是木结构的，有一个走廊，走廊上面有檐儿，他们那些孩子有时候就在木头走廊上玩。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在维斯理堂里演出，教堂有个地下室，我们从院里通过地下室走到教堂里，在半地下还有一个小礼堂，我们在那个小礼堂里上课。到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姓薛的老师，穿上大红袍子，戴着白胡子，到教室里头来，给我们发礼物。
专家梳理·历史沿革
通过天津地方文史学者张诚先生的研究考证，进一步认识“培才”。
外国人在天津传教有不同的修会，每个修会都有自己的医院和学校，都设专人管理和指导。当时，有专收男生的益才学校，还有专收女生的培钰学校。
1926年，天津维斯理堂谢鸿恩牧师，聘请郝铭在维斯理堂设立小学部。郝铭，字金佩，是天津市著名教育家和体育家。他在1927年将益才男校和培钰女校合并后，起名为培才小学，并附设幼稚园，形成一套正规完整的教学体系，成为当时天津私立小学校的佼佼者。
培才小学的全称是天津市私立西开培才小学校，这里之前就是西开的范围。面向社会招生，采用的也是董事会制度，董事长刘荣芴、副董事长范爱德。董事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张伯苓，还有女青年会干事郑汝铨。后来郑汝铨、梁撷香先后接任董事长。
在日寇占领天津期间，城市居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外国教会也受到沉重打击，郝铭辞去了校长的职务。1946年，张波若任培才小学校长。1949年7月，他又因病辞职，由张义华接替。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一区第十二小学。1956年改为河北路第二小学。1960年并入劝业场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