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为农耕社会，涝和旱对粮食收成有很大的影响，风调雨顺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雨，自然也就牵动着人们的愁和乐。天旱时人们盼着下雨，天涝时又抱怨这雨为什么下个不停。但这天上的雨似乎又总爱刁难人，常常难遂人愿。因此，人们便有了祈雨（也说祷雨）的活动。
据有关典籍记载，祈雨始于炎帝神农氏。收录在《艺文类聚》里的《神农求雨书》说：“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古人以天干和五方相对应）；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己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由于神农氏擅长祈雨，所以古人说：“神农之理天下，欲雨则雨。”据说直至近代，山西高平炎帝陵四周的农民遇到大旱，仍然会把五谷庙里的炎帝像放在院子里曝晒，以求他赐雨。
随着华夏文明的进步，祈雨文化也日趋繁荣和完善。据学者考证，自史前文化起就有了雨师、雨神崇拜，包括蚩尤、共工、河伯，甚至擅长治水的大禹都是雨神。考古发现证明，距今六七千年左右的红山文化，已经存在雨神崇拜和用动物形状的玉器来祈雨的现象。天津博物馆藏有一枚黄玉猪龙，被视为镇馆之宝，就是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这枚“玉猪龙”融合了猪和龙（一说是蛇）的样子，耳高耸，目圆睁，唇紧闭，形象极为生动，其首要功用就是祈雨。猪原本生活在沼泽或山麓近水的地方，下雨前往往会到泥水里打滚。这种习性被先民观察到了，便认定猪能知雨。以猪龙祈雨的事，唐宋时期仍有文字记载。苏轼《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诗中就说：“岂知泉下有猪龙，卧枕雷车踏阴轴。前年太守为旱请，雨点随人如撒菽。”
先民除了觉得龙、猪、蛇、鱼、蛙等动物可以预知雨情，还认为鸟也可以致雨。东汉刘熙《释名》甚至解释“雨”字说：“雨，羽也（羽本义为鸟的羽毛，引申指鸟类）。”比如，先民观察到鹳可以知雨。《诗经·东山》说：“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李时珍《本草纲目》说，鹳“仰天长啸，必主其雨”。另外，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说：“人探巢取鹳子，六十里旱。”如果人们伤害到了鹳，必然大旱。看来，古时虽没有动物保护法，也是不能随便掏鸟窝的。
古人还认为蜥蜴也能致雨。《全唐诗》收有一首《蜥蜴求雨歌》：“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诗前有小序：“唐时求雨法，以土实巨瓮，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云云。”唐人的这种求雨法，宋人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将木蜥蜴换成了活的蜥蜴，还得到了“皇家认证”，因此这种求雨方式在宋代更为盛行。据《宋史》记载，神宗熙宁“十年四月，以夏旱，内出蜥蜴祈雨法”。宋代杜范《大雨喜成小诗呈百里》诗中的“不用瓮中留蜥蜴，已闻野外舞商羊”，就是指这种求雨法。不过，这种方法一旦用多了，自然也有不灵验的时候。苏轼就曾有诗抱怨：“瓮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脉脉何等秩。阴阳有时雨有数，民是天民天自恤。”
每逢久旱不雨，人们便向神灵祭求。祈雨之祭，商代称“雩”。因仪式中有舞蹈，所以也叫“舞雩”。祈雨在周代已趋于礼制化，成为严整的国家礼俗，并有专门掌祈雨仪式的巫官。雩祭祈雨的对象也有了等级之差。天子雩上帝，诸侯以下雩上公之神。雩祭的时间也固定下来。当然，遇旱情时也可临时“加场”，称为“旱雩”。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祈雨。祭祀时帝王或士大夫亲自参与，仪式内容更为丰富，祈雨祭祀的对象更是扩展到天地、山川的众多神灵。
由于祈雨作为官方重要仪式而制度化，旱和雨便与统治者的仁德、政绩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各级官员也都十分重视。“甘雨随车”“随车致雨”等词语，也成了歌颂德政的典故。官员的诗文中自然也经常涉及祈雨的内容。例如，欧阳修知颍州时，有《祈雨晓过湖上》诗说：“清晨驱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晓日未升先起雾，绿阴初合自生烟。身闲始觉时光好，春去犹馀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随箫鼓乐丰年。”此诗作于前往祷雨的路途中，表达对祈雨成功以及丰年的期盼。
再如，苏轼知密州的第一个初夏，因天旱不雨，他听说常山山神特别灵验，便前往常山祈雨，并作有《祭常山祝文》一篇，对山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次祈雨非常成功，苏轼也因“祷常山而得”，在《次韵章传道喜雨》诗中高兴地写道：“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苏轼对祈雨结果表露出的或怨或喜之情，折射出的恰恰是对百姓的关心。风调雨顺，年丰民富，始终是他为官一方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