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先生，是我崇拜的偶像。将“崇拜”和“偶像”用在李叔同先生身上，竟似有亵渎之嫌。对于至美至洁之人，似乎言说都成了一种不敬。周敦颐写莲之“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虽为大家引用过多，但要找一个更合适的句子来形容我对弘一法师的尊敬，似乎也非常之难。
丰子恺先生在《怀李叔同先生》中，对先生的仪容与性格，有翔实的描述。他概括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这认真，首先体现在仪表上。丰先生写了其四变：
第一次是青年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令人联想起《红楼梦》中宝玉第一次出场的光彩照人，如宝似玉。
第二次是李先生留学日本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
第三次，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如果说青年时是“公子如玉”，此时则是一儒雅书生，“君子如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了。
第四次，则在李先生出家之后，丰先生的文字也更简洁庄重：“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
仪表的认真，只是李先生认真的一部分，也是外人最容易注意到的。丰先生在文中，还记述了一处只有亲近之人才能留心到的、更能表现心性的细节：弘一法师每次在丰先生家坐藤椅，都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丰先生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就启问。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丰先生说读者也许要笑。我想此种对万物的恻隐之心?，我们笑是不敢笑的，只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关于弘一法师的文字，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叶圣陶的《两法师》，写弘一与印光两位法师。叶圣陶写自己“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写弘一法师“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写“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余生也晚，未曾有幸亲眼目睹弘一法师之水样的秀美飘逸。看他留下的不多的照片，觉得他应该兼有水之轻逸与山之厚重、水之阴柔与山之阳刚。如果要转成一尊立体的雕塑，又该如何表现其风神呢？虽然弘一法师弃绝红尘，可谓超尘脱俗，但如果要类比历史上的著名诗人，我首先想到的并非谪仙李白，或田园诗人陶渊明，而是“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或忧国忧民、沉郁顿挫的杜甫。弘一法师曾抄录《华严经》中的经文：“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可见其心志。其飘逸淡远的风神之下，是杜甫式的热情与执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我曾见有论者与我感觉相似而有所整合：屈原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拗，杜甫是“叹息肠内热”的深情，弘一法师或许更多是杜甫的“沉郁”加上屈原的“清烈”。
最近在多年未去的南京大学校园漫步，竟然邂逅了雕塑家吴为山2006年的作品《弘一法师》，高度符合我的想象。这尊雕塑为青铜材质，弘一法师面目清癯，宽袍大袖，凝视无穷的远方，又心系无数的人们，超脱中饱含悲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与这位雕塑家有一面之缘，匆匆几句对话，他肯定不会对我有什么印象。但回想起来，我依然感受到一种如此奇妙的缘分。在大约十年后，他以非凡的想象力与神奇的双手，将气韵和生命灌注到青铜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材质之中，铸成这尊雕像，等待二十年后的我与之相遇，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常常陷落于消沉心境的我的救赎：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至暗时刻，都要相信，未来依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