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年底，我分到南京珠江路莲花桥边上的厂子当电工。刚进厂那会儿，就听过不少关于“半饱”的故事。大伙都说他吃东西像土匪，见到好吃的就不要命，吃着碗里的还望着锅里的。那时候食堂卖骨头汤，二分钱一碗，他一口气喝了六大碗，肚子都撑得滚圆了，还说只吃到半饱。节前大家突击加班装配印刷机，主任说请大伙去厂门口的小店吃锅贴。这边钱还没付，他端起一盘锅贴就呼啦啦吃起来；等主任付完钱走过来，那盘锅贴早就被他风卷残云吃干净了。主任说：“吃饱啦？”他一抹嘴：“半饱。”从这之后，厂里人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半饱”。
我第一次见到“半饱”是在厂医务室。他三十多岁，一双大眼睛挺有神，正张大嘴巴让医生帮他取卡在咽喉上的鱼刺。原来是前一天去老丈人家吃饭，吃鱼吃得太急卡了刺，他舍不得花钱去医院看急诊，就熬到第二天来厂医务室取。他向医生诉苦：“我试过吞饭团，还专门买了个馒头咽，都不管用，现在连喝水都疼！”医生找来放大镜，叫护士举着电筒帮忙照着，折腾半天，总算把鱼刺挑了出来。
虽说“半饱”吃相有点急，但干活还是认真的。他做了十几年的老钳工，技术过硬，还爱动脑筋。工友们遇上技术难题，都会来找他“合计合计”。有一回赶生产任务，手枪钻突然坏了，他找了个小台钻拆开，改了改就当手枪钻用，刚好解了燃眉之急，帮主任解了围。主任说：“今天食堂有红烧猪手，中午请你！”“半饱”高兴地说：“知我者主任也，我就喜欢吃红烧猪手，呵呵！”
真正和“半饱”深接触，是在给数控立式连晒机面板打眼的时候。这台连晒机是厂里的新产品，我们电工班参与试制。给电器控制箱的有机玻璃面板打眼时，我们遇上了难题：打眼时不是打滑了，就是打裂了，报废了好几块。主任心疼地说：“一块面板八十块钱呢，你们小心一点好不好！”
那时候的八十块钱算得上是大钱了，何况这些面板还刻了字，是专门送出去外加工做出来的，坏一块不只是浪费了钱，工期都要跟着受影响。班长蔡胡子说：“给有机玻璃打眼要用特殊的钻头，喊‘半饱’来，他会磨钻头！”主任听完立马派人把“半饱”喊来了：“你们合计合计，不能再打坏了。”
“半饱”拿起电钻，在打废的面板上试钻了几下，说可以把钻头磨平一点，再涂一点煤油试试。他连着改了几次钻头的角度，终于大功告成！“半饱”自告奋勇地说：“剩下的面板我包了！”
蔡胡子大喜，吩咐我去饭店买一盘红烧猪手犒赏“半饱”。那时一盘猪手卖五毛钱，只有六七块。“半饱”吃了一块，突然不吃了，说：“留三块给我带回家吧，我儿子特别喜欢啃猪手。”我一问，才知道“半饱”有三个儿子，都遗传了他的胃口，个个能吃。“知道我为什么在外面吃东西那么急吗？我吃饱了，回家就少吃一点，让他们多吃！我家老大成绩不错，这学期当中队长了！”听了这话，我从前对他的那点不好印象霎时消散，立即找来一个饭盒，把剩下的几块猪手全部放了进去。
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工厂当电工时的一段故事。后来没过几年，我调离了这家工厂。
再次邂逅“半饱”，已是三十多年后了。那天我去一家民营口腔医院做种植牙，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中年男子，陪着老父亲来看牙。我一眼就认出，那位老人就是“半饱”！那双眼还是跟过去一样有神，就是头发稀疏了不少。我大叫一声：“半饱！”他一愣，凝神看看我，突然大笑：“呵呵，是你啊，没变没变！”
他说骑电动车摔了一跤，磕掉两颗牙，儿子硬要带他来种牙，前期准备都做完了，今天是过来做牙模的。我打趣地问：“现在胃口怎么样？吃东西还是‘半饱’？”
他笑笑说：“现在日子好过了，顿顿都不缺油水。去年出去旅游碰到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说每天晚上少吃点对身体好。我就跟着老太太学，现在晚饭尽量少吃，刚好还是‘半饱’。”接着他说工厂改制后，自己被一家乡镇企业的老板看中，聘他去当技工，65岁才退休。三个儿子现在的工作都不错，孙子孙女也都有了。今天是在银行工作的老大，陪他来做牙。
我说：“还记得我帮你把猪手装到饭盒里，带回家给儿子吃不？现在可轮到孩子们孝敬你啦！”
老人家“嘿嘿”笑了：“好多年没有人喊我‘半饱’了，听到你喊，真的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