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两大佳话：一是开创了田园诗派；二是一生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最后一次出仕旋而致仕，一般的解释都是：他在彭泽县令任上，接到郡里要派督邮来检查工作的通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挂冠而去，成为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天花板。
而真实情况可能另有隐情。陶渊明是经叔父陶夔引荐，被任命为彭泽（今江西省九江市境内）县令的。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差事，固然有“猛志常在”的雄心，但主要原因是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而县令一职有稳定俸禄，尤其是能享有三百亩公田的使用权与支配权，这最让陶渊明动心。到任后，他当即决定把公田全种上秫谷（高粱），因为秫谷可用来酿酒。
在《荣斋随笔·卷八·陶渊明》中，陶渊明坦言：“吾常得醉于酒足矣。”所谓公田，本是用来补充俸禄不足、贴补家用的，陶渊明却要全部用来换酒喝，自然遭到了妻儿的强烈反对。妻子跟他争执，孩子也围着恳求，最终陶渊明松了口，“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用二百五十亩地种高粱，五十亩地种稻子。然而陶渊明在任八十多天，就自行辞官离职了，个中原因，他在《归去来兮辞》自序里讲得明白：“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不久，嫁到程家的妹妹在武昌去世，我急于奔丧的心情像骏马奔驰般迫切，于是主动辞去了官职。）
如此看来，陶渊明辞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督邮即将前来巡查，陶渊明不愿曲意逢迎。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他自恃曾祖是晋朝宰辅，不愿向出身低微的督邮低头折腰；二是妹妹突然离世，奔丧的急切让他无心恋栈。如果说前者是触发他辞官的“导火索”，后者便是加速他做出决定的“催化剂”。
洪迈在《陶潜去彭泽》一文中说：“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所谓‘矫厉违己’之说，疑心有所属，不欲尽言之耳。辞中正喜欢家之乐，略不及武昌，自可见也。”他的判断基于陶渊明的自述文本：《归去来兮辞》序文明确记载辞官是因为妹妹去世，而辞赋本身只写了归家的喜悦，对奔丧武昌之事几乎不提。洪迈由此推测，陶渊明或许有难言之隐，不愿将辞官的深层原因和盘托出，因此推测督邮故事或为后世演绎，而真实原因应当更接近陶渊明所述。
然而时至今日，关于陶渊明辞官的原因仍争议不断，这不禁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那句著名台词：“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