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一个阴冷寒肃的早晨，中尉陈嘉奉景帝刘启之命，来到晁错府上，传其上朝议事。晁错当即穿好朝服，随陈嘉而去。行至长安东市，陈嘉停下车马，向晁错宣读诏书——这是皇上对他的死刑宣判。晁错还没有回过神来，已被腰斩。不仅如此，他还被?满门抄斩?，家族受其牵连，无一幸免。
昨日犹宠臣，今成刀下鬼。如此结局，得从晁错的“削藩策”说起。
汉文帝二年（前178）十二月，因通晓文献典故，晁错被奉为太常掌故。后受遣学习《尚书》，学成被诏封为太子舍人，升迁博士。因得文帝刘恒赏识，被进封太子家令，成了太子“智囊”。刘恒在位时，晁错多次向其进言削藩之事，均未被采纳。刘恒驾崩，太子刘启（景帝）即位，晁错又再献削藩之策。其《削藩策》有云：“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刘启纳其策，诏令对赵王、楚王等藩王的部分封地予以削夺。与此同时，晁错推动更改法令，以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诸侯权力。
这直接导致“七国之乱”爆发。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赵等七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之名，联合起事。剑锋所向，直指京师长安。
刘启急召晁错商议平叛之策，晁错建议皇上御驾亲征，由他留守京城。景帝正迟疑间，大臣窦婴入宫，请求刘启召见曾经当过吴国丞相的袁盎。袁盎被召见后，直言七国之乱不足为患。在请求景帝屏退旁人后，袁盎说：吴楚叛乱，意在诛杀晁错，恢复封地；只要斩了晁错，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自可消除叛乱，兵不血刃。刘启沉默良久，终于点了点头。于是，便有了上文血溅东市的一幕。
对于晁错力主削藩的后果，有个人看得非常清楚，这人便是晁错的父亲。老人听说儿子力主削藩，特地从老家颍川赶来，进行劝阻。他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议多怨，公何为也？”奈何儿子不听，回道：“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老人家长叹后撂出一句：“刘氏安矣，晁氏危矣。”回家后，老人因“不忍见祸逮身”，遂饮毒自尽。
晁错取名为错，“错”之含义，显然不是辞书所释“舛也，误也”。究竟是取“以金涂饰”之意，还是取“可琢玉之砺石”之义，或是另有寄托，如今已无从知晓。然而单就他提出的“削藩策”而言，其中确实存在诸多舛错与失误。
司马迁说他“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说的是刘启即位后，他恃宠弄权，说服景帝行削藩之策，使本已存在的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的矛盾升温激化；面对诸侯发难，不是积极匡救，而是挟私以求，终铸成大错，身死族灭。苏轼则说他错在“欲求非常之功”却不知“无务为自全之计”。若七国之乱起，他能勇于担当，“自将而讨吴楚”，亲自率军讨伐吴楚，以行动担当平乱重任，就不会让刘启不悦，或可免遭横祸。
两位古贤，慧眼洞见，所言俱实。然而，在笔者看来，晁错之“错”，最根本的是他忘了自己身份，不知道即便荣宠备至，本质上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生死予夺全不由己。假如汉文帝刘恒未审时度势，贸然采纳晁错削藩之策，他恐怕早已身首异处；假如刘启也像刘恒一样不急于有所作为，而是以宽仁相抚，审慎对待晁错的削藩之策，那么刘家天下与晁氏一门或许都能相安无事。至于诛杀晁错后叛乱仍未平息，更像是诸侯撕破脸皮后的“惯性爆发”——皇位的诱惑太大，既然已经兵戎相见，索性放手一搏，若能夺得天下，岂不更好？
晁错身为天子倚重的辅臣，却以激进的手段搅动整个朝局；待到七国叛乱祸事酿成，他非但没有挺身而出直面危局的担当，反而想把皇帝推到前线自己躲在后方。这样的行事风格，若最终能全身而退，反倒才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