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兽驻足树木旁
刘奎龄在绘画方面除了花鸟画取得突出成就外，还有走兽画。在某种程度上讲，刘奎龄的走兽画比花鸟画更胜一筹。迄今为止，发现刘奎龄写有最早纪年的走兽画作品是《木栏三牛图》，该图写有干支“辛酉”（1921），同时还写有“Y·C·Liu/1921”（英文为刘耀辰之缩写）。于国画中署款写成西画式署款，并为英文，实属罕见。
如果说此图画风近似“院画”，倒不如说更似油画。刘奎龄青年时代游走于中、西方绘画艺术之间，他不仅擅长国画，还精通西方油画、水彩画和素描，信手拈来，皆成佳作。刘奎龄收藏有西方油画，他在教刘继卣学习中国工笔重彩的同时，还要求刘继卣临摹西方油画。
如果说郎世宁是将西方绘画与中国绘画相结合的先驱，那么刘奎龄就是将国画与西画相融合的典范。徐悲鸿是1919年才到法国留学研习西画，而刘奎龄已于1921年就画出如此成熟的《木栏三牛图》《宜寿宜子图》。刘奎龄早、中期花鸟画虽然已将渲染加撕毛法运用得十分娴熟，但因飞禽体型面积远不及走兽的大，故渲染加撕毛法运用到走兽画上更加亮眼夺目，更将效果最大化。
刘奎龄中期走兽画仍有临摹古代画家的作品，如《仿宋代易元吉双兔图》《仿元代赵孟頫柳塘浴骏图》《仿明代仇英春江洗马图》《仿清代郎世宁套马图》《仿沈铨山君图》等，这些作品已褪去油画的效果，完全呈现出国画的风采。刘奎龄将那些大型走兽，如骆驼、狮、虎、豹、熊、梅花鹿等的皮毛“撕”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令人瞠目结舌，拍案叫绝。这些画在纸上的动物一旦被刘奎龄赋予了灵性，就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此时刘奎龄的走兽画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刘奎龄笔下顺服沉稳的骆驼、呆萌笨拙的黑熊、威武霸气的狮子、机警敏捷的梅花鹿、狡猾多疑的狐狸、英俊矫健的骏马等，都成为鉴藏家的新宠，极受欢迎。于是和飞禽画一样，刘奎龄也创作出大型组合式走兽画，如《耄耋千秋（猫）、槐荫嘶风（马）、柳荫闲情（羊）、篱边小憩（狗）四屏》《狗、羊、虎、马四屏》（寓意忠、孝、节、义），《猫蝶柳树、狐狸芦苇、松鼠松树、双兔桂树、双犬藤萝、双骏桃树六屏》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屏》（十二生肖）等。
刘奎龄作为一个擅长画走兽画的画家，画骆驼、马本不足为奇。但刘奎龄自38岁开始出现画骆驼的画作后，一直到60多岁还在画骆驼，好像透露出他对骆驼有着特殊的感情。刘奎龄以骆驼为题材的画作的背景，有的是关隘，有的是长城，有的是高山，有的是荒原。有的只画骆驼，有的是画运货驼队。驼队逶迤而行，驼背上驮有包裹。随队人员头戴皮帽，脚蹬皮靴，身着蒙古族长袍。骆驼头部的装饰、缰绳，包裹上的带扣，人员腰间的火镰包等都清晰可见。刘奎龄画马的题材有很多，但他曾反复画套马，就会让人产生联想。《套马图》为蒙古族装束的汉子骑在马上，手持套马杆，去追赶前面的奔马。这种场面也只有在蒙古草原才得以看见。
根据上述两方面，可以初步断定刘奎龄在30多岁之前曾到过塞北地区。目前各种记载只言及刘奎龄曾一次远行游过江南，一次近行到过北京，再无出游记载。
画笔抒情表立场
刘奎龄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经历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作为一个艺术家，刘奎龄用画笔直抒胸怀，表明立场，他57岁作的《国耻图》和46岁作的《苏武牧羊图》最能说明问题。
民国三十年（1941），刘奎龄应外甥严六符之请作《国耻图》扇（现藏天津博物馆），题有：“连天兵火薄津沽，漫写当年《国耻图》。骨委荒原血奠土，男儿枉自抛头颅。予家在吾津之东南鄙，背倚白河（现海河）前大道（现大沽路），为往来之要冲。清光绪庚子（1900）五月中旬，义和拳（义和团）与洋兵遇于村之西偏，地名弯兜子，是役洋兵伤者不过数人，义和拳所剩无几，可哀矣！六符甥要予画义和拳，姑就当年最悉者，绘此以为纪念而已，不能谓之画也。辛巳（1941）腊月初旬，刘奎龄并志。”
刘奎龄所画《国耻图》，是根据知情人的讲述，经过提炼用绘画艺术形式创作出来，就其艺术性来说，已经是有口皆碑了。《国耻图》画有八个身穿不同军装的外国侵略军，以示为八国联军，骑着战马耀武扬威从乡间小道进犯村庄。他们有的手握马刀，有的手持短枪，向正在村口阻击他们的义和团团民劈杀、射击。图中共有义和团团民近二十人，均用红巾裹头，腰系红带，手持长矛、大刀。义和团团民从村中冲杀出来与外国侵略军进行近战，有的手举大刀向洋鬼子砍去，有的手挺长矛刺向敌人。虽然有的团民中弹倒下，但仍有团民手举大刀召唤团民冲上去。在迎风飘扬的红色大旗后面，义和团团民正源源不断地掩杀过来。图中侵略军为冷色调，义和团为暖色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义和团在紫竹林（现吉林路以东，哈尔滨道以北，南昌旅馆的背面）等战斗中英勇奋战。据载，天津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战斗，除紫竹林外尚有挂甲寺之战。挂甲寺村村长带领村民会同义和团共同抗敌，保卫家乡，使最先闯入海河弯道的德国兵舰损伤惨重。
从时间上分析，刘奎龄所描绘的土城之弯兜子战斗，应该是挂甲寺战役的序幕。从地理位置上分析，八国联军进犯天津时系沿海河逆流而上，应先至土城后至挂甲寺。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关土城保卫战的记载。《国耻图》扇可补史料之不足，弥足珍贵。刘奎龄在不足一平方尺的扇面上，浓缩了一个战争场面，画有数十人，每人均有面目表情，神态各异。构思巧妙，笔法精湛，堪称人物画的天花板。一个国家被侵略，国民奋起反抗遭镇压、杀戮，刘奎龄发出“可哀矣”的心声。这是国家的耻辱，人民的梦魇。《国耻图》给我们以警示：落后就要挨打。刘奎龄如果在天有灵，会看到如今“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刘奎龄的爱国情怀，远不止停留在一幅《国耻图》上，他46岁还画有《苏武牧羊图》扇。图中苏武手持符节，坐在广袤无垠的贝加尔湖旁，眼前画有数只羊，地平线上红日西坠，凄凉、孤独充斥画面。图中题有：“衰草带寒烟，苍茫渤海（古代亦称北海、柏海，现贝加尔湖）边。今临牧羊处，高节仰当年。”通过题诗，可知刘奎龄曾到过现今为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去凭吊汉代苏武牧羊之处。苏武受汉武帝派遣出使匈奴，返程时被扣留，匈奴要求苏武背叛汉朝。苏武不从，被流放到人迹罕至的贝加尔湖长达19年之久。刘奎龄敬仰和崇拜苏武的忍辱负重、不辱使命的民族气节，便不远数千里追寻苏武的足迹，凭吊、瞻仰苏武牧羊之处，也便有了《苏武牧羊图》扇。由此可知，刘奎龄到过塞北，进而到过更北面的贝加尔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