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行话”是某些社会团体出于维护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而创制、使用的一种内部言语符号体系，是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隐语行话”也称“春典”，只在小范围的社会群体中流通，民俗语言学将其归入“秘密语”的范畴。
隐语行话功能特殊
“隐语行话”的首要功能是保密。例如，跑江湖卖艺的师父常对徒弟说“调角码子漫过去”，意思是“不要向围观人群中的那位‘刺儿头’（即难以对付的看客）收钱”。围观者茫然不解，但同行瞬间领会。旧时的天津当铺或钱庄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就形成了一整套内部隐语，他们商讨价钱时的策略性对话，外人绝对听不懂，从而达到保密和盈利的双重效果。
“隐语行话”的另一功能是社会的身份认同。小说《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与土匪的“黑话”对答——“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便是典型例证。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尤其是初次打交道时，一句恰到好处的隐语行话，胜过千言万语的自我介绍。
隐语传播有土壤
近代以来，大量江湖隐语突破行业壁垒成了天津市井口语。
据《天津方言词典》统计，源于隐语行话的天津方言语汇近两百条。究其成因，与天津民俗文化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作为“九河下梢”的移民城市、北方交通枢纽兼商埠都会，天津市区分布着南市“三不管”、河北鸟市、河东地道外、河西谦德庄等众多“明地”（江湖艺人露天表演场所），汇聚了“金、评、彩、挂，皮、团、调、柳”八大门（金：算卦相面；评：说评书；彩：练杂技、变戏法；挂：保镖、卖艺；皮：卖野药；团：说相声；调：行骗、偷窃；柳：唱鼓曲），因而“春典”系统极为发达。随着时代变迁，部分“隐语行话”逐渐褪去隐秘色彩，融入百姓日常谈吐，成为天津方言语汇中极富个性和表现力的成分。
以漕运、码头、商埠和游民四要素为基础的津派民俗文化，与使用隐语交流的天津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独具个性且生动活泼的天津民俗文化，与外来的江湖文化能一拍即合，产生同振共鸣；其次，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埠、戏剧码头和曲艺之乡，天津市民对表现力强的外来词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偏好，擅长将其吸纳、改造为天津方言语汇，并在社会上迅速流行；再次，天津码头从业人员的主体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他们以“闯码头”的形式进入天津后，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有局限性，除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外，也带有视野狭隘、不思进取、随波逐流的特点，这也为“江湖隐语”的传播和演变提供了土壤。
旧时代，天津“脚行”和“锅伙”等下层社团群体具有一定社会能量。从清乾隆末年到光绪末年，这一百多年间是天津“混混儿”盛行的时期，其间产生并流行的“隐语行话”在天津方言中有典型反映，例如“叠了”“有种”“够板”“拉破头”“栽面儿”“豁个儿”等。这些词语从“隐”到“显”的转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若干可辨识的嬗变阶段。
“隐语”如何变口语
“隐语行话”对外传播的第一通道，就是该行业长期与市民广泛接触。例如撂地卖艺、街头售药、杂耍表演等从业者都练就了能说会道的嘴皮子，每天的营生就是直面市民大众，招揽生意或兜售药品。在此过程中，他们用隐语进行内部沟通，但某些高频词难免被耳尖心细的看客捕捉、猜测、破译，进而模仿、使用。
部分“隐语行话”的大众传播还会依赖现代报刊作为中介。清末民初，天津公开发行的报刊就有一千多种，其中不少报纸每天连载各类言情小说，这些小说中多次出现诸如“耍人儿”“摘眼罩儿”等源于“隐语行话”的词语。读者在阅读中接触并理解其语义后，自然将其带入口语交际中。这种“先文后语”的传播方式，使“隐语行话”在脱离原行业语境后，于大众口语传播中获得“新词新语”的身份。
“隐语行话”演变为天津方言词语，其词义演变过程主要表现为词义扩大和词义转移两种类型。所谓“词义扩大”，指原词语在保留核心语义的同时，所指范围显著扩展。例如“打闷棍”，原指用棍棒从暗处猛击行人以掠取财物，后比喻乘人不备发起突然袭击；“打下手”，原指戏曲乐队里听从鼓板指挥的锣、镲、梆子等响器演奏者，后泛指做次要的辅助性工作；“门儿清”，原指犯罪团伙内部的规矩，后形容懂行、了解得非常清楚；“出道”，原指流氓团伙在黑道上取得一定名气或地位，后泛指学徒学艺期满，开始从事某项工作或事业。所谓“词义转移”，例如“范儿”，旧指戏剧界演出的技巧窍门，后指风格、做派；“水货”，原指犯罪团伙水路运输的走私品，后泛指劣质产品或徒有虚名的人物；“叫板”，旧时戏剧界演员在道白后、起唱前对伴奏鼓师的暗示，后指用言辞进行挑战或挑衅。
“春典”的社会泛化
其一，不改变原义，直接进入大众口语。如“绑票”原是东北地区盗匪集团的秘密词语，意为抢劫人质以勒索，进入共同语后释义为“匪徒把人劫走，强迫被绑者的家属出钱去赎”，与原义无区别。类似例证还有“撑腰”“挂彩”“盘道”“贯口”“攒儿亮”“出点子”“小白脸儿”“煞风景”等。
其中，“攒儿亮”一词尤为典型，值得详加解说。“攒儿亮”读作cuánr liàng，是由人的活动状态和精明的办事能力概括而成的“春典”，其语义为明白江湖事理、聪明敞亮、达权知变。因其在生活中频繁使用，逐渐演变为天津方言词汇。具体而言，“攒儿”早先指召集工匠和劳力，后泛指零工聚集等待招工的地方，也称“攒儿上”，早期为北京脚行术语，后传入天津。“亮”指机灵敞亮——人群中那最机灵、最有号召力、被公认为最明白江湖事理的人，与“攒儿”合称为“攒儿亮”。早年天津六号门货场，每天早上聚集很多等活儿的人。人群中总有懂理懂面儿的聪明人，如遇肥差，马上自报家门；如果遇到警察招人干活儿，他会闪到一边，把活儿让给新来乍到的“老赶儿”，因为给警察干活儿很难兑现工钱。当时称这种人为“攒儿亮”，其语义不但言其聪明，还含有会来事儿、见风使舵、眼神儿活的意思。可见，“攒儿亮”是从脚行内部用语直接进入天津大众口语的。
其二，语义泛化，即所指范围由专指扩充到泛指。“卧底”，原指江湖组织或匪帮打入内部潜伏，后指“潜伏下来做内应”，为公安系统常用。“下海”，原属梨园行隐语，指业余演员转而从事专业演出，现泛指科研人员、教师、机关工作人员离开原岗位去办公司、搞实业经商。源于收藏古玩行业的“隐语行话”，如“打眼”本指判断失误买了假货，“捡漏儿”本指买到被低估的好东西，“拿分”本指收购到能获高利的商品，后喻指成功、盈利、获胜。以上例证说明，隐语行话中富于表现力的词汇，在适应社会交际需求的前提下，能堂而皇之地进入共同语，成为普遍使用的大众语汇。
其三，在原有语义基础上产生新义后进入日常口语表达。例如“单挑儿”，原指旧时混混儿之间一对一的单打独斗，即独自与对手较量以决胜负，后引申为独立工作。再如“死签儿”，原指旧时脚行争码头群殴时，一方提出苛刻条件，另一方抽签决定谁去应对，抽中黑签者多半不死即伤，故称“死签儿”，后泛指玩命、拼命。这类词汇语义的社会化，是天津市井文化中“讲义气、抱团儿”性格的语言投影。又如“跳槽”“回头客”等原属青楼隐语，“走穴”“托儿”“出血”“大腕儿”等原属江湖隐语，泛化后，其语义所指和语用范畴均发生改变，人们虽在口语交流中常用，却对其背景习焉不察。
隐语流变与社会变迁
天津方言中的“隐语行话”，绝大多数源于梨园界、古玩行等诸多行业。例如天津人说的“活儿”，本于曲艺杂技界对“节目”的称呼：表演叫“使活儿”，辅助表演叫“量活”，魔术叫“文活”，杂技叫“武活”，古彩戏法叫“落活”，义务演出叫“票活”（后指无偿劳动）等。笑料叫“包袱儿”，“活儿使响了”指相声表演把观众逗乐了，“活儿使闷了”指没把观众逗乐。“挎刀”指有名望的演员在别人主演的剧目里担任配角，后比喻当助手、辅佐陪伴。“现挂”原指触景生情即兴创作，后指即席讲话、事先无准备的临场发挥。“开方子”本指中医开药方，后引申为委婉索贿。源于古玩行业的“打眼”“捡漏儿”“拿分”等，通过隐语可以判断对方是否为“圈内人”，懂行话的买家在交易中更具主动权。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加速，传统的撂地卖艺、街头售药等业态渐趋萎缩乃至消亡，“隐语行话”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日渐式微。江湖行业虽已过气消失，但其富于表现力的语言遗存却被市井社会打捞、保存、再利用。天津方言的特色之一，就在于擅长将江湖行话、梨园春典、工艺术语等隐语，转化为市井百姓日常使用的社交词语。天津方言口语生生不息的活力，在于它从不固守的疆域或刻板的规则。隐语行话从“隐”到“显”，其本质是同一语言生命体的两个不同侧面，这种跨界使用属于正常的言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