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学术以汉学或称朴学为主，实际上就是考证的学问。大体上可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以顾炎武为领袖，以经学、史学为重点，欲恢复汉儒的真面目。中期以戴震为旗帜，以经学为重点，重在考证，节节复古。后期以康有为为宗师，以今文经学为重点，考证孔子所著所作其实就是托古改制。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1613－1682），江苏昆山人。明朝灭亡后，改名为炎武，字宁人，时人尊称亭林先生。清廷开明史馆，大臣争荐之，他以死自誓而坚决拒绝。有人劝他说：“先生何不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他笑曰：“此所谓钓名者也！”他做人的准则是：“博学于文”（孔子语），“行己有耻”（孟子语）。他痛斥当时的流行士风，称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他认为治学要治“实学”，不但应该“足以匡时”，而且应能“足以救世”。他生于易姓改朝之际，故而不但想到“亡国”，而且想到了“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而“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人将他的这段话提炼成为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反清复明无望之后，他便埋头整理学术，读有所得，随手记下，遍及经义、典章、世风、天文、史地、兵农、艺文等，集成一书，名《日知录》。书名出自《论语》中子夏说的一句话：“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日积月累地吸收新知，不忘复习，就是爱好学问了。他做学问也并非泡在发霉的故纸堆里。他不但喜“读万卷书”，而且爱“行万里路”，常以二马二骡载书，外出访问，过村宿寨，每每行至关隘之处，必定相询老兵退卒，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以及史实和掌故，如有先前不知道的，或与所闻不吻合的，即检书对照，反复比勘，改正得失。他对明代中期以来所盛行的坐而论道、空谈心性，深恶痛绝，甚至将明亡国的烂账算到陆王心学的头上，尤其是王阳明的头上。
他虽然是明朝遗老，却开清代学术之端。他所提倡的治学方法，胡适称之为考据学，梁启超则归为三项：一是贵创，二是博证，三是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