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和方纪都是冀中生人，孙犁生于河北省安平县，方纪的家乡是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安平、束鹿两县接壤，二人都是从战争烽火硝烟中磨砺成长起来的红色文学作家和文化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天津解放后又一同进入《天津日报》负责文艺副刊工作。孙犁与方纪真诚相处，如同孙犁的老伴儿对他俩所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1979年2月，孙犁在给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方纪散文集》一书写的“序”中记述与方纪共事的经历和他们共同的信仰、理想、爱好与追求，字里行间蕴含着真挚而浓烈的战友和同志情谊。当时，与方纪同龄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作家曾秀苍受身体行动不便的方纪委托，带着一大包《方纪散文集》的清样，来到孙犁这里，请孙犁为散文集写序，孙犁当即答应，并对曾秀苍说：“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会写出来，请他放心。”
如此欣然答应写“序”的请求，按孙犁所说，“其中原委，共有三点”，一是他和方纪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是“很不平凡的”，经历了“中国革命进展的重大阶段，我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的共同之点还有，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队伍，这可以说是为革命而文学，为文学而革命”；二是他和方纪是“老朋友”。1946年冬天，方纪从热河到冀中，在河间的一个小村庄，孙犁见到了他，从此他们“在《冀中导报》，土改运动中，以及进城后在《天津日报》，都生活工作在一起”；三是孙犁感到他和方纪“都老了”，方纪的“健康状况，尤其不好”，“时至今日，对于我们这一代老同志，一切客套，我想都不必说了。我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也珍惜方（纪）的文字”。
借写“序”之际，孙犁还满怀深情地追忆他和方纪在青年时期的一些往事。他回忆，那时候他俩经常一同骑着自行车，在冀中平原，在红高粱夹峙的大道上，竞相驰骋。在方纪的老家，吃过他母亲为他们做的束鹿县特有的豆豉捞面。在驻地农村的黄昏、豆棚瓜架下，方纪操胡琴，孙犁唱京戏。他还回忆：“天津解放之前，我同方纪到美丽的小镇胜芳，在一家临河小院，一条炕上，抵足而眠，将近一个月。”孙犁还谈到自己与方纪在性格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以及彼此能够互相看到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孙犁说，在他与方纪“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面红耳赤，口出不逊，拍案而起，但事过以后，还是朋友”。
孙犁对方纪的才气很欣赏，说方纪“才气很大，也外露，他的文章，不拘一格，文无定法，有时甚至文无定见，他常常是党之所需，时之所尚，意志所适，情之所钟，就执笔为文，洋洋洒洒”。他还赞赏方纪的“胆量”，“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并称方纪的兴趣“方面很广，他好做事，不甘寂寞”。对方纪的散文和创作风格，孙犁更是赞赏有加：“他的散文，视野很广阔，充满真实和热烈的情感。他的文字流畅而美丽，给人以淙淙流水的音响。”孙犁中肯地说，“方（纪）的文章，是可以传世的”。
可见，孙犁与方纪的感情是建立在相知、相敬、相亲又相容之上的，这种纯洁、质朴、深厚的战友、同志、兄弟情，堪称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