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30多年的语文教师，我在讲台哭过，两次。
第一次，在我参加工作的第9个年头。那是细雨连绵的秋日下午，在高二（3）班，我例行点评每周练笔。我翻开了学生薛甜的练笔本。她坐在第三排靠窗，正静静地看着我。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读她的上周练笔，《用45度角仰望天空》。
其实昨晚批阅时，我已读过她的这篇文章。文章是写她因病离世的爸爸，我打算在班上朗读，希望能给她一点前行的力量。我读到她爸爸查出肝癌的那个傍晚，家里的红烧鱼凉透了，盘里的油凝成白花花的一层。我的声音不大，语速也慢。我读到她父亲化疗后掉头发，枕头上总是一小撮一小撮的，她偷偷捡起来，夹进自己的日记本里。我读到她爸爸最后那段日子，已经说不动话，只是眼睛跟着她在屋里转，那眼神“像落光了叶子的树枝，干干净净地指着天”。
教室里很静。我继续读。读到她回到空荡荡的家里，走到阳台上，发现只有把头仰到某个角度，眼泪才不至于立刻滚下来。“都说45度角仰望天空最美。”文章写道，“可没人告诉我，这个角度是用来忍住眼泪的。”
我该说点什么了。按教学安排，我该点评她的描写，该说说情感如何真挚，该鼓励她向前看。我张开嘴，话还没出口，喉咙里却猛地一哽，鼻腔发酸，眼眶发热。我慌忙低下头，假装翻教案。可是晚了，眼泪已经大颗大颗砸下来，滴落在她的练笔本上。
我竟然哭出了声，短促的、压抑不住的抽泣。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性，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衬衫，站在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面前，哭得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第二次，是十多年后的六月。高三（2）班的班级毕业典礼。教室里飞着气球，拉了“相信自己，创造奇迹”的横幅，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着“前程似锦”。我是班主任，最后一个环节，得由我最后一次点名，再说几句送行的话。
我拿起那张边角起毛的花名册。54个名字，我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曾慧琳。”我叫道。
“到！”她“腾”地想站起来。我摆了摆手。
“黎晋安。”
“到！”声音脆生生的。
我一个个念下去。每念一个，就有一段记忆跳出来。念到“符人瀚”，眼前是他篮球赛扭伤脚踝还非要罚完球的倔样子；念到“林嘉熹”，是她三级跳远拿到冠军时摔倒的羞涩；念到“沈铭洋”，是他做主持人时意气风发的神情……忽然，我觉得喉咙发紧，发不出声音。我放慢速度，深呼吸。可念到“袁茜”时，那个“茜”字出口，忽然像颗小石子投进水潭，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我猛地转过身，面朝着墨绿色的黑板。我咬住舌尖，想用疼压住那阵哽咽，可一声短促的呜咽还是漏了出来，在寂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我点名完毕，继续演讲。不断调整情绪后，我终于说道：“……我曾写了一本书，书名叫《鲜花在每一个脚印开放》，正如我们披星戴月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终将会繁花似锦……”我用双手撑住讲台边缘，像刚跑完很远的路，筋疲力尽。
教室里长久寂静，没有预想中的掌声。然后，我听见椅子轻轻挪动的声音。一个，两个，五个，十个……他们全体站了起来。就那样静静地站着，望着我。没有安慰的话，也没有离别在即的愁绪。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在六月的阳光里，平静而温和。
我想，以后的教学生涯里，我可能不会再有眼泪。我记起了早些年毕业的薛甜。她已从一家医学院毕业，参加了工作。有一年元旦，她在寄来的明信片上写：“陈老师，我现在知道了，45度角不是为了忍住眼泪，是为了看清更远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