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肯定要回家。回父母所在的家，回自己出生的家，回从小长大的家，回魂牵梦绕的家。但怎么回家，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回法。
我14岁开始在县城上初中，每次放了寒假，都是走路回家。那时候没有提包，更没有背包，可以拎的，只有一个布包——或是旧布做成，或是碎布拼成。包里装的，也就几本书，或者一两件衣服。从县城到老家八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一路上，只有兴奋，没有疲劳。
参加工作后，我仍在县城。两年后，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它从此成了我的主要交通工具。可别小瞧这辆自行车——它花了我整整6个月的工资！当时钱不够，我还找同事借了30元。不过，骑着自行车回家过年，那感觉真是既方便又惬意。
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过年回家，成了一件大事。我在自行车后座旁边绑了一个筐，把儿子放在筐里，妻子则坐在后座上。那时回家的路，都是颠簸不平的土路，而且冷风嗖嗖地吹。一路上我骑得摇摇晃晃，好在没有摔跟头。
走到半路，一岁多的儿子突然哇哇大哭起来。妻子一看，儿子的小脸冻得紫红，估计是太冷了。她指着路边地里的玉米秸堆说：“我抱着他，先到那里避避风吧，暖和一会儿再走。”那玉米秸堆能挡风，前边还有阳光照着。过了一会儿，孩子果然不哭了。妻子便抱着他继续往前走。
这时，后边来了一辆马拉的大车。我跟赶车人说：“大叔您好！孩子冻得厉害，能不能捎我们一段？”大叔停下车，很热情地答应：“上来吧。”妻子抱着孩子上了车，用被子把他裹紧。我则推着自行车跟在后边。到了前边的村子，大叔要走另外一条路。我们便又把儿子放回车筐里，好在离我们村已经不远，很快就到家了。
第二年过年，我提早就为回家的事发愁。想来想去，我硬着头皮去找单位领导：“孩子还小，路上太冷，能不能借单位的车送我们一程？”领导人不错，爽快地答应了。当时我们单位，就这么一辆吉普车。
可回家那天，天降大雪，越下越大。上午9点，司机师傅把车开到我家门口，等到10点，雪还在下，积雪已有10厘米厚。司机说：“看样子，这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咱就走吧。”
一路上，雪花纷飞，几乎不见行人。离我们村还有一公里时，车轮一滑，陷进半尺深的沟里，怎么也开不出来。没办法，我只得下车，去村里喊人。老家的弟弟、侄子等几个小伙子，拿着铁锹急匆匆赶来，连挖带推，总算把车弄了出来。
十几年后，形势大变：先是村村通公路，接着家家户户都买了汽车。退休后，我们和儿子一家住在北京。每次回老家，大巴车直通县城，一路风景相伴，3小时就能到。要回农村老家，从县城随便叫辆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儿子和侄子侄女们，无论在北京、省会还是县城，现在过年回家，全都开自家的车。老婆孩子、行李礼物，一车全装。开着暖风，放着歌曲，风风光光，直达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