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籍史上曾有一类书称为“杂字”。杂字书以“杂”为特征，集识字教育、职业技能、伦理教化于一体，主要服务于无法接受正统教育的农工商人群。它最初是字书，后来演变为儿童启蒙读物；随着教育由科举向实用拓展，它又成为面向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群体的职业入门教材，将职业最常用的生产工具、工艺流程，再加上日用器具、生活习俗等，用韵文的形式编为朗朗上口的教材，供成年人在业余时间学习，可谓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读本。
杂字书最初被归为“小学”类，属于经部。和《说文解字》这类收录各种汉字的综合性字书相比，杂字书偏重收录不常用字、民间用字、地方用字等“杂字”。东汉郭显卿编有《杂字指》，曹魏时的周成编有《杂字解诂》，南朝则有《要用杂字》《杂体书》《古今篆隶杂字体》等。这些杂字书为后世保留了丰富的语料资料。
唐宋时，文人们将零散的杂字编缀成文，供儿童识字使用，从此杂字书脱离了工具书的属性，逐渐演变为儿童启蒙教材。到了宋代，在农村私塾里广泛使用由《百家姓》《千字文》和杂字书组成的“村书”。传统的教材《百家姓》《千字文》注重文化教育，而新式的杂字教材则偏重生活教育。
元朝时，农闲时节开设有冬季学校，称为社学。入学的农民子弟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等杂字书，既可识字，又能了解生活中的常用物品。
明代时，杂字书的种类愈加丰富，内容上更侧重于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如《增补幼学须知杂字大全》，图文并茂，兼具幼学启蒙与便民实用的功能。其中的天文地舆图、历代国号歌、历代名贤考、圣贤问答诗等内容偏向儿童启蒙，而冠婚礼文、丧祭仪式、家礼全图、书契帖式等，除了对日常生活进行指导外，还初步具有职业教育的功能。
清代是杂字书的鼎盛时期，各地书肆大量印行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杂字书，职业入门的杂字书也多了起来。比如，详细描述陶瓷业生产工艺流程和销售网络的《山头杂字》，以五言韵文记录农具使用、节气等农业词汇的《庄农日用杂字》，和涉及商贸行业的《改良增广商农秘书》《买卖杂字》等。再如，教会劳动阶层记账的《日用杂字》。这些杂字书显然已经成为职业教育读本，日益庞大的农、工、商群体，在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中，时不时需要记录账目、填写地契房契、书写家信等，事事去求“先生”们总是不方便，同时他们要为生计忙碌，平时没有充足时间坐到教室里细细品读“子曰诗云”。而实用性较强的杂字书解决了职业入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