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的孙加祺从书柜深处取出一个泛旧的牛皮纸信封，他小心翼翼地将里面一张薄薄的纸片展开——那是一张1978年天津市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纸张已微微发黄、折痕深深，但蓝色墨迹的姓名、考号、照片依然清晰。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后公开招考的第二批大学生，孙加祺的人生轨迹，因这张准考证而彻底转向。
我家老物件
1970年，孙加祺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2农场。数年后返城，他被分配到河西汽车运输场，成了一名工人。“当时几乎抱定决心，要在运输场扎根一辈子了。”1977年夏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并未在他心中激起太大波澜，“我实际学历是高小，怎么能考大学？”然而，当看到身边同事真的通过高考走进了校园，希望的星火被点燃了，“既然他们能考上，我也要试试。”
1978年4月，孙加祺开始了他的备考之路。复习资料奇缺，全靠自己四处搜寻。天气渐热，他当时住在地震后的临建棚里，潮湿闷热。下了中班，夜里难以入眠，他索性拿起书本，走到马路边的路灯下，“记得在夜灯上，围着一团团的飞虫，飞虫下有我在读书。”
1978年7月20日，孙加祺走进了天津市第十二中学的考场，报考文科。一个多月后，分数揭晓。那天，车间主任从场部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念，我在这头听，提心吊胆。”政治80.4分，数学0分，语文70分，历史78.4分，地理91.6分，总分320.4分。这个带着零分，又刚刚踩过当年本科线的分数，让他心中七上八下。
真正的惊喜在10多天后降临。“那天我正在车间地沟里修车，忽然听见有人喊‘加祺，你在哪儿呢？好消息！你考上大学了，请客吧！’‘真的？’‘真的！’”孙加祺回忆至此，眼中依然闪着光，“我三下两下爬出地沟喊了起来。”
1978年10月16日，孙加祺手持通知书，走进了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的大门。“我竟然走进了高等学府，真像做梦一样。生活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大学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公务员，也从事过企业管理，但始终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工作之余坚持笔耕，在《天津文学》《北方文学》《天津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出版了《青春纪事》《五大道的孩子》等多部著作，并加入了天津市作家协会，圆了年少时的文学梦。
如今，这张准考证静静地躺在孙加祺的书柜里。它不再是一张简单的准入凭证，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一段个人命运与国家变革同频共振的鲜活记忆。纸张会泛黄，但那个夏天路灯下的决心、地沟里的欢呼，以及随之展开的波澜壮阔的人生图景，将永远鲜活。
文/摄 记者 付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