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天津这座城市的红色印记清晰可见。河海上下，百多处红色革命旧址，讲述着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大苇塘的抗日传奇
又是一年丰收季。每到此时，第六埠村老支书张向和都会到子牙河边来走一走。1945年10月，他那不到20岁的哥哥张向远就牺牲在这片土地上——西青区第六埠村。这里位于大清河与子牙河的交汇之处，是东淀大苇塘东侧边缘的一个村庄。
1937年7月天津沦陷，日寇在天津实行高压殖民统治，对于进出天津的各条铁路、水道以及周边村镇都派重兵严密控制，特别是第六埠村所在的东淀。大清河、子牙河从这里穿过，水大的时候，东淀和西淀的水基本上能够连起来。那时候，从市区的三岔河口上船，往西过杨柳青、第六埠，一直开，能走到白洋淀。所以，第六埠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区域。
天津市档案馆编辑研究部一级主任科员刘轶男介绍说：“1944年8月，冀中九分区静大县的政委阎思新和区长韩兴就来到这个第六埠村，进行武装开辟工作。他们首先发展积极分子，动员了第六埠村的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张向远烈士的弟弟、原第六埠村党支部书记张向和回忆道：“老娘跟我讲，我哥哥是把好手。出去打野鸭，谁也没他打得准，抬枪就打，收获最多。大哥结婚没几天，就响应党的号召当兵去了。”
在第六埠村的乡村振兴馆里，一组名单记录了张向远、强万明等十余名同志参加静大县第七区游击队的情况。同时还有张振永、张俊莆等七名同志参加抗联的往事。正是这两支抗日武装，在七区境内经常与日伪军展开拉锯战。由于第六埠和附近的当城、水高庄、辛口镇靠近津浦铁路，是敌人的交通要道。张向远和战友们掐电线、扒铁道，给了日伪军沉重的打击。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津郊地区还有一些顽伪势力不肯投降，当城的王二楞伪自卫团就是这样的一股势力。
“这小子可混账了”，张向远烈士的老邻居、90多岁的郭金成说：“王二楞带着伪自卫团，专门欺负第六埠和水高庄。他为嘛总祸害这俩村儿呢，就是因为八路军经常上咱村里，找地下党开会来。”
历史档案对此也有明确记载。天津市档案馆的刘轶男介绍：“王二愣甚至还策划了一次假投降，妄图偷袭我们的军政干部，被我们七小队的队员们识破。经过激烈的战斗，王二愣被打跑了。他从此和七小队结下了大仇。”
1945年10月4日，王二楞获知静大县干部30余人到水高庄村开会的消息后，带领百余人和未投降的40多个日本兵，在拂晓时分把村庄包围。张向和说：“被包围后，张向远等20来个士兵藏在篱笆厕所里阻击。哥哥张向远为了掩护其他人撤退，自己却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英勇牺牲。”
村民郝祥宝的父亲是那场战斗的见证者。他和村里的十几名村民，在上世纪60年代，把这段往事记录了下来。今天，那一张张泛黄的信纸，一枚枚红色印记，仍然诉说着那段逝去的时光。
张向远烈士的光辉事迹一直激励着弟弟张向和。数十年间，张向和始终追随着哥哥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第六埠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郝庆水说：“在老书记带领下，我们第六埠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咱天津市的菜篮子基地。我们享受了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应该记住革命先辈，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上池馆大药房的“红色秘密”
开设于1905年的上池馆大药房，曾是天津以经营西药为特色的药店，坐落在著名的官银号附近。钟桓芳在31岁时接手了药房的产业。他精通医术，通晓外语，善于经营。到上世纪40年代，上池馆大药房已经成为集医疗、制药、配药、中西药品零售批发于一身的大药房，在当时的天津医药界独树一帜。
随着日本侵华的脚步加快，北平（即北京）、天津相继沦陷。为打通从天津至晋察冀根据地的医疗物资采购渠道，冀中区党组织在天津大红桥一带建立了四个据点，秘密采购和运送医疗物资。对此，上池馆大药房多有贡献。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王凯捷介绍道：“在大红桥码头，大药房把药品装在船舱的底层，上面盖上布匹或是杂物。然后由我们的交通员护送，从子牙河逆流而上到达抗日游击区，乃至冀中抗日根据地。再经京汉铁路送到晋察冀根据地，为根据地反扫荡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上池馆大药房的行动引起了日军的警觉，大药房先后三次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搜查。钟桓芳的孙女钟玲玲说：“1942年春，当时有一个叫李德印的共产党人经常去采购一些药品和器械。和他同行的另一个人，在日寇袭击根据地的时候叛变了。所以日寇对祖父进行了抄家，将我的祖父钟桓芳、七伯钟振家抓进了宪兵队。他们拿出李德印的照片，问李德印去哪了？我的祖父说：‘我们做生意开门接客，不问去向。’”日寇只能释放了钟桓芳等人。然而他们并不死心，1944年春天，日寇又一次查抄了上池馆，这也是最惨烈的一次。钟玲玲讲道：“1944年4月5日，有一个叫焦香山的人，将组织给他购买药品的钱全部挥霍了。为了逃避处罚，他投靠了日本宪兵队，泄露了上池馆大药房的秘密。宪兵队立刻查抄了大药房，带走了祖父钟桓芳和大伯钟振复。”
钟振复是药房的副经理。他在监狱里受尽了酷刑，但始终没有吐露半字。后人钟玲玲难过地回忆：“长辈说（逮捕）半年以后，有消息说我大伯被日本警犬活活地咬死了。家人苦苦寻觅，最后连我大伯的尸骨也没找到。”
爱子惨死，财产受损，但钟桓芳没有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今天，钟桓芳的孙女钟玲玲仍保存着当年祖父写给她父亲钟振威的家书，寥寥几句，却记录了老人拳拳爱国之心：我之一生，波折特多。我三次进日寇宪兵队，都系九死一生的……我这一生，对国家虽无贡献，但我从来亦未做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事，而我之爱国亦不后人也。”
在天津，这样不顾个人安危的“红色商人”还有很多。他们以籍籍无名之躯，做出挺起民族脊梁的壮举，彰显了这个城市不屈不挠的红色底蕴。
铁桥旁的硝烟
1948年深冬，位于今滨海新区宁车沽村附近的金钟河铁桥上弥漫着刺骨的寒风。这座钢铁大桥的争夺战，背后隐藏着解放战争中鲜为人知的壮怀激烈。
对天津革命颇有研究的王凯捷手捧地图有感而发：“当时这个铁桥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解放军从东北入关，要通过铁桥把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另外如果占领铁桥，就能够迅速用兵切断塘沽和天津的交通联系。”
当时铁桥驻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铁桥争夺战足足持续了一个夜晚。
宁车沽村民魏金华说：“我听我婆婆讲那天响了一宿的枪炮。第二天早晨老百姓去慰问解放军，发现有五个小战士已经牺牲了，老百姓就给抬回来。那前儿你上哪弄木料去打口棺材去？老百姓自觉地捐了五口柜给这几个战士安葬了。”
如今，这五位烈士就安葬在潮白河马蹄窑。每年的清明和重大节日，魏金华一家都会赶到潮白河边祭拜烈士，和他们说说话，唠唠嗑，这一坚持就将近四十年。
与以往不同，魏金华这次前来祭扫，特意带来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盛大实况录像，给这些长眠于地下的英烈看。正是他们在当年无畏牺牲、浴血奋战，才换来了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百年前的天津，是先辈们追求真理，为之奋斗的地方。
如今的天津，正以崭新的面貌，站在新时代的潮头。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等一处处红色足迹，再次汇聚起天津这座城市的激情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