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这座处于大运河、子牙河两河夹河之地的古镇，它的历史、文化与这两条河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津的河海文化
杨柳青因运河而兴
1992年杨柳青席市大街展开的考古挖掘成果显著，众多金、元、明三代的文物得以重见天日，包括陶器、瓷器、度量衡用具等。在地下三米之深处，灶膛、灰坑、草木灰等遗迹清晰可辨，而所用的燃料竟然是芦苇。考古专家据此断定此处曾是漕运中转站码头。 此次挖掘以强有力的证据证实，早在明代，杨柳青就已经设立了水运码头，然而后来因运河决口而被淹没并封沉。鉴于挖掘出的主要是明代青花瓷且无清代物品，再加上三米的埋藏深度，足以推断水灾发生于明代早期。历经多次汹涌的水灾，原本处于低洼之地的杨柳青在泥沙的层层堆积之下逐渐演变成高地。
自明代直至清代，杨柳青屡遭水患。不过，元明清三朝皆建都于北京，大运河成为关乎国家命脉的关键通道。南方各类物资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漕运事业蓬勃发展，众多杨柳青人投身于水上运输行业，其中天津八大家中的石家和周家等更是声名远扬。漕运不仅造就了一批巨贾富商，同时也为普通杨柳青民众带来了发展契机。运河带来的水运之便宛如一股强大的活力源泉，注入了这座古镇。水旱码头的兴起催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养船户、船工、纤夫、养车户、装卸工、脚力等各类从业者纷纷拥有了谋生的途径。随之而来的，酒肆、客栈、茶馆、说书场、杂货店以及各式各样的服务业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杨柳青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之景。
西青区的文史专家王鸿逵曾经明确指出，在清代康熙年间，杨柳青存在一种大帮摇商船，专注于五条河流沿岸杂货商品的批发零售，其中大清河一线的业务最为繁忙，原因无他，只因尽头有着热闹非凡的白沟大集。白沟作为河北腹地的商贸重镇，其货物集散的辐射范围极为广阔。杨柳青人不仅凭借水运与白沟保持着紧密且频繁的运输往来，更有数量众多的商家在白沟扎根落地，苦心经营，从而成为声名远播的白沟集杨柳青客商。
杨柳青的重要地位与多元文化
杨柳青镇南临南运河，北依子牙河，河道交通便捷通畅。南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关键构成部分，曾经是漕粮北运的必经之路，杨柳青段更是成为南北物资与人文交流的关键节点。子牙河上的商贩运输往来频繁，来自五湖四海的物资在此交汇融合，川流不息。
杨柳青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柳口镇曾经代管直沽寨。金朝于三岔河口设立直沽寨，《金史》中明确提及：“完颜佐，本姓梁，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这表明在金代设立直沽寨之前，杨柳青就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村镇。直沽寨作为金代的漕运中转站和军事战略要地，具备漕运管理、边防警戒、治安维护、参与堤防修护等一系列重要职能。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愈发显著。金政府果断派遣巡检领兵驻守，彰显对其的高度重视。直沽寨的蓬勃发展不仅充分体现了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关键作用，更深刻反映出金代对这一区域的重视。
一直以来，都流传着“先有杨柳青后有天津卫”的说法，这一说法不仅清晰反映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更鲜明突出了两者之间紧密的历史隶属关系。
杨柳青年画与运河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戴家祖籍苏州桃花坞，祖上以印小说、画绣像为生。明代燕王“清君侧”引发移民潮，戴家沿着运河长途迁徙来到了杨柳青，起初以刻画贩卖门神、灶王等纸祃维持生计，传承至第九代戴廉增时，因其画艺高超、善于经营，画店日益兴盛。戴廉增还开创性地将自己的名字作为画店字号，印在年画上。因品质出众，其年画被指定为贡品。后来，还在北京开设“戴廉增扇画店”，与此同时，二爷也开设了“美利”号，由此共同形成了三个独具特色的字号。杨柳青年画从杨柳青装船出发，经由南运河一路畅销，传播至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运河在杨柳青年画的发展与广泛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杨柳青的武术同样与运河紧密相连、渊源极深。精武文化的创始人霍元甲的潭腿功夫就与杨柳青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潭腿始创于宋初，由昆仑大师精心研创。昆仑大师原本乃是五代后周的一员大将，后来看破红尘，削发为僧，在临清龙潭寺广开门户，收徒授艺。潭腿在清代发展至鼎盛阶段，并广泛传入更多的门派。清末时期，杨柳青的王国立在北京加入昆仑派潭腿门，回到杨柳青后开设旅店，传授徒弟武功，还成立了声名远扬的风云老会。霍元甲经常专程来到杨柳青与王国立切磋武艺，当他在上海创办精武会时，王国立欣然携弟子前往助威，并传授潭腿绝技。临清潭腿沿着大运河一路传到杨柳青，再由霍元甲大力弘扬、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精武潭腿并传遍世界。精武文化深深受到杨柳青包容、融合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包容融合的精神从杨柳青的风云老会就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它巧妙融合了多种武术流派的精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运河以其独特的魅力孕育了精武文化。
杨柳青运河故道北岸曾经存在着一个官斗局，最初这里是斗夫们的聚集之处，直至嘉庆末年才正式成立斗局。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外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抵此处，致使斗局的收入大幅增长，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民国初年，官斗局进行了大规模的翻建，改建成两个宽敞的四合院。后来，这里摇身一变，成为各路军阀的司令部，掌控着一方局势。张学良、李景林、于学忠等都曾在此屯兵驻军。1924年，奉军16军驻扎在此期间，张学良满怀诚意邀请著名武术家韩慕侠训练武术团，训练的地点就位于官斗局对岸的空旷之地。遗憾的是，二十世纪末，在旧镇改造的浪潮中，杨柳青官斗局遗址被拆除。
杨柳青与河运相关的历史事件
在杨柳青这片土地上，众多历史事件都与河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太平军北伐之时，其先头部队在杨柳青驻扎，随后兵分两路，与清军展开了激烈交锋，然而初次进攻却遭遇了挫折。北伐军在杨柳青开展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活动，巧妙地利用杨柳青年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来广泛传播革命思想，还精心组织召开了“英雄会”，印制了“甲寅”历，并传唱革命歌谣，鼓舞人心。不久之后，清军迅速形成了夹击的态势，北伐军在形势逼迫之下，无奈转移至独流，最终北伐以失败的结局告终。
“赶大营”的先声乃是“赶大河”。杨柳青原本是漕运的关键枢纽之地，但在咸丰年间，受到太平天国运动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沉重打击，漕运被迫停止，众多船户因此失去了生计。在这种艰难困境之下，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出路，转而从事沿河的私人贩运活动，俗称“赶大河”。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率领浩浩荡荡的军队前来征调船只，杨柳青的灾民趁机大规模参与到贩运活动之中。杨柳青的船工素有跑贩运的传统，临近的河道成为沟通各个埠头的便捷通道。白沟镇作为规模最大的水陆码头，再加上左宗棠在此征船筹备物资，自然而然成为杨柳青人的重要去处。到清末时期，不少杨柳青人已经在白沟成功立业，开设店铺。“赶大河”为杨柳青人寻得了生存之道，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更为后来的“赶大营”进行了充分的铺垫和预演。
义和团运动沿着大运河迅速蔓延开来，势如破竹，在津西多地纷纷成立了坛口。王荫荣、刘呈祥等人分别在津西建立了义和团总坛口。义和团在津西的活动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大运河所带来的交通便利条件以及当地原有的民间结社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王觉一、李来中等神秘人物曾经在杨柳青隐居生活并积极展开活动。林黑儿在杨柳青设坛时遭遇阻碍，之后在侯家后设坛。西青地区更是成为义和团抗击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场，刘十九、韩以礼等人率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激烈作战。尽管义和团运动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但在大运河两岸成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续的抗争奠定了基础。
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选址定在杨柳青，这与该地临近南运河、子牙河的独特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当时，凭借杨柳青相对发达的陆路交通网络和河道运输条件，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尽管正值天寒地冻的寒冬时节，但杨柳青及周边地区传统的冰床在运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军还组织了大规模的破冰行动，使得数百艘运送物资的大船能够顺利行驶到杨柳青，进而及时送往前线。此外，杨柳青的地理环境和城镇条件对于战役演习极为有利，解放军在此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攻城模拟演习，成功试验出苇子桥这一创新举措，为解放天津立下了战功。
可以说，杨柳青的历史文化与大运河、子牙河密不可分，它们是杨柳青的母亲河，杨柳青因河而生，因河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