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关见证天津城市的发展，《明实录》这条记载又是运河史料：永乐二十一年（1423）初，朱棣采纳山东监察御史陈济奏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往来所聚。今建都北京，而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闸一年，以为定额”。迁都带动运河六城的商贸，如何增加税收定额，朝廷要派人监闸一年。
运河行漕，还是南北商货流通的主干道。明代八大钞关，运河占了七个，依次设于北新（杭州）、浒墅（苏州）、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崇文门（北京）。其中，河西务钞关是正统年间经兵部侍郎于谦奏准，由漷县南移而设；清康熙初年，又由河西务移至天津城北门外运河码头。漷县—河西务—天津，明清钞关沿运河迁移的这些年间，天津城市服务漕运，担当枢纽，同时经历发展。
乾隆县志载，天津钞关公署设在城内户部街，“监放船只、日收钱粮，则在河北甘露寺之东偏设有官厅”，这便是坐落于城北门外、南运河北岸、河北大街路西的榷税大厅。民间称其为大关。嘉庆时，樊彬《津门小令》：“天津好，石道北城新。供税大关喧到晚。”诗人自注“天津关俗名大关，以别盐关、海关”。光绪年间《津门杂记》也说：“天津税关，在北门外河北浮桥旁，人称大关，征收水陆出入货物税银。”钞关前原为北码头渡，康熙末年改为浮桥，既方便跨河交通，又成为验放船只的关闸。
康熙年间，查慎行《天津关用薛文清旧韵》：“风腥晓市知鱼贱，客过严关喜箧轻。”面对“严关”的“斤称先生”，“喜箧轻”三字刻画缴税过关者的心理，惟妙惟肖；另一位诗人王式丹《转卫歌》：“一月水程才转卫，孤帆日落津门闭。豺虎数辈横食人，蒲扇半面都抽税。”写到税官的横征暴敛。两位诗人远自南方来，感受各不同。
得到好评的，可见陈仪《天津关部布公去思碑记》。这位税官“以内务府某司郎中来莅是任”。初上任，“出令除苛税若干”。他亲力亲为，“舳舻衔尾以次第，亲纳所入，役无假手”。对于“贫者微者立遣之”，免征放行。“岁额以足而不赡其私”，只求完成年度税额，并无谋私之念。结果“上与下兼济”，对上差事圆满，旅人估客纳税者也满意。升迁离任之际，人们“谋纪公德于石”，请陈仪写碑记。雍正年间，陈仪以翰林院侍讲署天津同知，在津治水营田。碑记开篇评论天津关：“舟樯通乎溟渤，八方万国商旅辐辏，水土百物云奔雾集会于天子之都，而天津引河控海，为之管钥。故榷关之任重于他邦”。这评价恰如其分，又正好反映了天津的两大区位优势——地近京畿、河海通津。
道光年间，沽上诗家学子创作《津门新乐府》组诗，众人同题，包括《堆盐坨·戒游惰也》《海船坞·足民食也》《钞关桥·裕财富也》《三岔河·通漕运也》《十字围·兴水利也》等。这些诗题，采于大众瞩目的景物，涉及城市运行之命脉。吟咏者有樊彬、华长卿、李云楣、姚承丰、姚学程等名家。诸题之中，写钞关的篇什或褒或贬，有清有浊，最见人情世态。正面的场景描写，如姚承丰诗句：“钞关桥，桥形弯，红旗大书天津关。关前胥吏排两班，稽察漏报船往还。”如樊彬诗句“津关榜字何辉煌，晨夕启闭集帆樯。”，称赞关之匾。时至民国，冯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词》“天津关与匾俱亡”，诗人注：“‘天津关’三字匾一方，字体亦佳”，“庚子之役被日本人运去”。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略者掠走那块名匾。
“聚财聚银”天津关，清代皇会图有涉及，是因诚龄中幡会打着“河北大关”会旗。道光时，天津关“关幕”金淳曾赋长诗《皇会引》，作品有如过会节目单，可称《皇会论》的姊妹篇。金淳有诗《今岁洋艘纷来无一不被其泽予日在槐厅劳瘁又两月矣》，南方海船来得多，海关、大关榷税忙，是为鸦片战争前北方经贸的写照。
几代吃大关饭，有丁氏人家，因丁伯钰而益发闻名天津卫。这位丁大少，阔绰时率先骑自行车；落坯了，钻研蘸糖堆儿手艺，一招鲜，度日也滋润。
天津关的文化遗产，还有地名“关上”“关下”——运河北岸，以大关分上下。“大关”前置一“北”字，是为运河南岸繁华街区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