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决策与施政起到了重要作用。贞观十七年（643），魏征去世。李世民悲痛不已，罢朝五日，赐魏征谥号“文贞”，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他对身边的大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已去，吾失一镜矣。”又亲撰《文贞公神道碑》，吐露对魏征的痛失之情与怀念。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便骤然转变，下令砸毁这位曾被视作“明镜”的大臣的墓碑，这背后藏着多重缘由。
其一，新旧嫌隙交织。魏征早年并非李世民麾下的亲信。他曾参加瓦岗起义，归降唐朝后担任太子洗马，辅佐太子李建成。当时，李建成与李世民均觊觎皇位，明争暗斗。魏征力劝李建成先发制人，派兵突袭李世民，但李建成因不忍手足相残而拒绝。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十几个儿子，夺取帝位。他捉到魏征后厉声质问：“为何挑拨手足相残？”魏征毫不畏惧：“若太子从吾言，今日胜负未可知。”
李世民闻此言，知魏征是硬骨头，非但未治其罪，反将其纳入智囊团。此后，魏征大胆建言献策，如推荐侯君集任要职，称其“有宰相材”。然而，侯君集后因贪污腐败、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获罪。魏征曾为李承乾之师，李世民遂以“荐人失察、教储失职”为由，新旧账一起算，成为发难的导火索。
其二，积怨的总爆发。魏征一生向李世民进谏多达200余次，竟全部被采纳。这其中，既有合理化建议，也不乏对李世民失误的直言指摘。李世民虽为明君，但魏征常不顾情面地当面批评，难免令其心生不悦。一次朝会，魏征数次打断皇帝讲话，搞得李世民颇为尴尬，黑着脸质问：“我好歹是个皇帝，你就不能尊重我一下？”
还有一次，李世民决定封禅泰山，大臣们纷纷曲意逢迎，唯独魏征泼来一盆冷水，上疏谏阻：“隋末战乱后民生初复，尚未至鼎盛。封禅时万国来朝，若见沿途萧条，何以彰显大唐气象？”最终迫使李世民打消念头。
更有一回，李世民得到一只鹞鹰，正把玩时忽见魏征前来，慌忙藏入怀中。魏征老远便瞧见其动作，汇报工作时故意拖延，久久不歇。待其离去，李世民取出鹞鹰，竟已气绝。他私下对长孙皇后怒道：“有机会，我就杀此田舍汉（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贬义称呼，多用于指代举止粗鄙的乡野之人）！”
魏征死后，李世民忆及这些旧事，恨意难平，恶念顿生。
其三，“沽名钓誉”之疑。魏征常向李世民进谏，次数既多且几乎次次被采纳，这难免激发其得意之情。为彰显自身水平与受重视程度，魏征竟将进谏内容记录下来，交给起居郎褚遂良。其意在于，褚遂良会将此记入史书，使后人读《唐书》时认为：李世民那些足智多谋的决定、政策与擘画，皆源于魏征之谏。魏征这般行径，非但无益于其伟光正形象，反有沽名钓誉之嫌。
多重因素叠加，把李世民的怒火给拱起来了。他认为，魏征生前虽做了许多好事、说了许多好话，却并非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下令砸毁其墓碑。连原本答应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事，也一并毁约。
魏征这面“明镜”，破碎了。
过了两年，即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亲率大军征高句丽。虽然大唐拥有精兵与良将，却犯了兵家大忌：劳师袭远，兵士水土不服。结果先赢后输。虽破十城、斩敌四万，却因久攻安市不下，遇严寒缺粮而被迫撤军。班师途中，李世民权衡此战的胜败得失，感叹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李世民不愧为一代明君，幡然醒悟后，他立即命人驾驿马昼夜兼程，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征，重新竖立被毁墓碑，并召来魏征家人予以慰问赏赐。
这一转折，与其说是对魏征的平反，不如说是李世民对自我形象的主动修正。他与魏征的“破镜重圆”，彰显的是大智慧、大情商与大胸怀。承认错误需要勇气，弥补过失更见胸襟。正是这份主动纠偏的担当与自我救赎的自觉，让这段君臣佳话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既延续了彼此的情谊，更以历史范本的姿态，为后世留下了包容与自省的永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