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冻得跳脚，在玻璃窗外用寒风呼着、喊着、踢着、跳着，我笑着瞄了瞄，却没有凑过去，只是守在书房里，低下头，一个人继续静静地阅读。
时当11月中旬，江南的气温尚有十一二度，在家里必须穿薄毛线衣、夹克外套、袜子，但无需烤炉火取暖。当然，即使再冷些，比如冷到两三度甚至零下几度，我大概也不会想到烤火。每间房都装了空调，一年四季几乎都是恒温世界。在房子里待长了，我甚至担心自己夏天与冬天出外旅游，会不会不够适应大自然时而极热时而奇冷的多变性格。好在一年旅游的时候也不多，即便出去，我一般也是去看山水，山水恰恰冬暖夏凉，彼此倒也相安无事。
冬天读书，可以读出原始的诗意。许多年前，我住在离现在的住所两公里远的一套老房子里。房子里没装空调，市面上也无如今那种温度可调却不见明火的电暖桌可买，书房里只有一个不足小腿高的圆柱形煤球炉。早晨起来，我会轻轻推开窗子上方的小玻璃门，以散煤气，再将房里的炉火烧得旺旺的，在炉子上罩一张高度适宜、不可能被烧着的小桌子，最后将一块厚厚的棉帘铺于桌面，使之直垂四周。读书的时候，便将双腿伸进去，把炉子松松地夹在两腿间，用棉帘覆盖大腿。不要过多久，一股巨大的暖流便沿着膝盖一半下行至脚尖、一半上行至腹胸。这样的环境脸上、背上会略感寒意，当然比不上空调房舒适，但因为有屋内、屋外温度的直接对比，那种满足感、那种大地寒冷我心独春的激扬，却是在空调房里感觉不到的。
我一向没有耐心读大部头的书，我觉得：写作者各有自己的风格，同样多的时间，多领略几种风格总比沉溺于一种味道要好。不过，由于职业原因，我又不能不一再走进那些“大部头”。印象里，我读过的大部头著作至少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梁斌的《红旗谱》、梁晓声的“知青系列”、《曾国藩家书》、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倘在气温宜人、喊我出去玩的朋友也相对多的春秋两季，我大概很难一下子将这些书啃完。因为有了冬天，有了大风、大雨、大雪轮流敲窗的日子，我才能腾出心性去亲近这些其实非常值得一读的文学和文化巨著。
冬天，我自然也不是绝对不出门，得看窗外是谁喊我。风、雨肯定是喊我不动的，阳光也未必能喊动，但大雪绝对可以。小时候，湘地的冬天气温较低，一年会下七八次雪，时间短的一两天，长的三四天，一个星期以上的也不罕见，如今，一年能降一二场雪就不错了，许多年头，连雪的背影都看不到，城里尤甚。有幸遇上雪花染白城市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再忙，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去街上或公园赏雪。我会对着树上一个个棉花团似的雪球唱歌，一直唱到它们感动得掉下细细的雪粒；会用穿着长筒靴的脚将雪花踢向四面八方，看着它们在空中散成一朵朵白色的烟花；我还会用雪堆小动物，比如小狗、小猫，学动物的声音叫唤几声。说也怪，只要在雪地疯玩了回来，我好像身上长满了眼睛和大脑似的，书也读得特别有劲、各种写作的感觉也变得纷纷扬扬、久久不落。这种时候，冬敲的不是我的书窗，而是我在世俗生活中平庸、迟钝已久的心窗。
冬敲书窗，在我心上种下的从来不是寒冷，而是一朵朵灵魂的郁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