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清军入关后，顺治帝成功定鼎中原，正式入主明代遗留的皇宫紫禁城。因顺治帝登基时年纪尚幼，无法独立理政，遂由孝庄皇太后悉心辅佐，撑起了清初的朝政大局。为稳固政权、凝聚民心，清廷推行了一系列务实改革：不仅重新修订典章制度，打破满汉隔阂启用汉官，还废除了以往的极端条款，让清初政权逐步走出动荡，走向稳定与巩固。
在宫廷服饰与佩饰的生产体系上，清廷延续了明代遗存的成熟机制。江南三织造作为明代就已闻名的官营手工业机构，继续承担起上用服装（皇室专属服饰）与官用服装的设计、生产重任，凭借精湛的工艺保障了宫廷服饰的品质与规格。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满足皇室日常起居、礼仪庆典等各类用度需求，清廷在紫禁城内专门设立了造办处，下设帽作、衣作、绣作等多个细分作坊，专门满足宫廷各类用度需求。
我们今日所谈及的清代刺绣小品，便大多诞生于这一时期，既承载着宫廷的奢华审美，也凝聚着民间工艺的智慧结晶。
追溯本源，清代荷包的诞生与满人早期骑射狩猎的生活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入关之前，满人常年驰骋于关外草原与山林之间，骑射狩猎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出行狩猎时，需随身携带饮水、干粮等必备生存物资，而当时的携带工具较为简陋，他们便就地取材，用坚韧耐用的兽皮制成皮囊壶，专门用来盛放饮水；同时制作大号的兽皮囊，用以储存干粮等物品，这便是荷包最早的雏形。
随着清军入关，其生活环境从草原山林转变为中原城镇，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也随之逐渐改变，在与汉家文化的深度交融中，服饰风格不断相互借鉴、彼此效仿。汉文化中精巧的刺绣工艺与审美趣味，与满人传统的佩饰习惯相结合，让原本质朴实用的荷包逐渐变得精美华丽，这类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刺绣小品，也由此受到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广泛喜爱。
在等级森严、礼仪繁多的清代宫廷中，荷包的用途极为广泛。每逢春节、除夕等重要节庆，皇宫内张灯结彩，一派喜庆祥和。此时，太后会将提前精心准备好的荷包拿出，里面盛放着寓意富贵吉祥的金银珠宝，作为赏赐之物赠予皇室宗亲、有功之臣或宫中近侍，既是节日的祝福，也是皇权恩宠的体现。更具特殊意义的是，荷包在皇帝选后妃的定亲仪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按照清宫规制，皇帝选妃时，候选的姑娘们需按序整齐列队，由皇帝亲自当面挑选。一旦选中，皇帝会亲手将一枚精致的荷包系在姑娘的衣扣上，这一程序被称为“放小定”；“放小定”之后，皇帝还会赠予选中的姑娘一柄温润通透的玉如意，称作“放大定”。从此可见荷包在宫廷礼仪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民间的年轻姑娘而言，荷包则是彰显才情、传递心意的绝佳载体。她们精选上好面料，运用精湛的刺绣技艺，在荷包上绣出精美图案，每一针每一线都凝聚着她们的巧思与深情。因此，荷包常与香囊、手帕等物品一同，成为年轻男女之间的定情之物，寄托着相思之情与相守之愿。尤其到了五月节（端午节）与七巧节（七夕节），荷包的使用更为普遍。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荷包与香囊用途虽有相近之处，但分工各有侧重：香囊与香袋专门用于盛放艾草、薄荷、丁香等中草药，佩戴在身，既能散发清雅香气，又能起到驱蚊虫、除湿邪、安神静气的实用功效，是兼具美观与实用的传统佩饰。
清代的刺绣佩饰品类远不止荷包与香囊，还有扇套、眼镜套、扳指套、褡裢等诸多实用小品。这些刺绣小品无一不体现着极致的匠心：用料上极为精细考究，大多选用绸缎作为基底；刺绣手法更是丰富多样，涵盖了平金绣、纳纱绣、打籽绣、拉锁绣、堆绫绣等多种经典针法。不同针法的巧妙运用，让每一件小品都独具韵味，精美耐看，堪称指尖上的艺术珍品。
正因如此，清代上至帝后贵胄，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这类刺绣佩饰情有独钟。人们会根据春夏秋冬的时令变化、节日庆典的不同场景，不断更换荷包等佩饰的花样与款式，频繁制作、佩戴，让生活充满仪式感。同时，这些做工精良、寓意美好的刺绣小品，也是日常人际交往中绝佳的赏赐与馈赠之物。清代刺绣小品以荷包为代表，不仅是实用的生活器物、精美的艺术珍品，更承载着清代的社会习俗、礼仪文化与审美风尚，成为跨越时空、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化遗产。
作者其人
作者何志华为《艺品藏拍》专家团成员，清代服饰收藏家、民俗专家。现任中国博物馆学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何志华从《艺品藏拍》栏目创办伊始就开始参与节目录制。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线下活动中，何老师都和蔼可亲、风趣幽默，始终如一。二十多年来，他以独特人格魅力受到了众多藏友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何大爷”。
何志华从事清代服饰收藏40余年，如今他的藏品已经称得上蔚为大观，采用不安装暖气、地面洒水等方式保存藏品。主张“以研究驱动收藏”理念。
“衣食住行，衣为首。清末民初的服饰艳丽华美，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而且做工精细，许多传统延伸至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智慧，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收藏服饰就是为了抢救、展示和研究，为今天所用。”何志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