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井振武
在天津Citywalk，鞍山道不能错过。行走在这里，您会发现两栋斜对着的洋楼，一个是静园，一个叫张园，都已成为游客打卡的网红景点。这里之所以备受关注，缘于末代皇帝溥仪来津寓居的地方正是此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这位少年天子先是在醇亲王府暂住，随后躲入日本使馆“避难”，于1925年2月24日化装成日侨商人，在日本势力的掩护下潜入天津日租界，住进张园。1931年11月10日深夜，他又在日本特务策划下秘密从静园离津奔赴东北，前后在天津居住超过2400天。这段时光，是溥仪从“逊帝”走向“傀儡”的关键转折期，也是天津作为那个特殊时期政治“隐寓之城”的缩影。
从紫禁城到日租界
天津，这座拱卫京畿的港口城市，凭借九国租界的特殊格局与邻近政治中心的便利，自辛亥革命后便成为前清遗老、失意政客、下野军阀的“寓公”乐园。
1925年2月24日，溥仪化装成日侨商人，在日本便衣的护卫下住进了天津日租界。溥仪来津早有准备：1922年，他就嘱托溥佳等人在天津英租界购买楼房，并有计划地从宫中向外转移名人字画存于天津，以备日后之需。至于改住日租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日本公使的怂恿迎合了溥仪寻求庇护的心理；二是张园主人张彪想孝敬“皇上”，愿意无偿提供住所。张园位于今鞍山道的中部，与段祺瑞的宅邸、陆宗舆的乾园相邻，街南头有墙子河为屏障，西边不远是日本兵营，地理环境优越。
张园是张彪在1916年买下6300平方米的洼地后，建造的一所两层花园别墅。院内有假山、水池，广植花木，景色宜人。张彪在这里曾接待过孙中山。为了让溥仪住得舒服，张彪从英国购置了大批欧式家具；亲自充当杂役，每天清扫院落；让自己的儿子伺候“皇上”起居。
溥仪初抵天津时，身边仅带少数随从。不久后，婉容皇后、文绣淑妃及一众太监、仆役也相继抵达，在日租界开始了特殊的“寓公”生涯。
两处“行宫”
张彪是山西榆次人。少时家贫，拜拳师习武，深得要领。一次去太原，见鲁莽壮汉拦截轿子滋事，张彪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不想搭救的竟是“封疆大吏”山西巡抚张之洞。巡抚喜爱张彪勇武，纳为侍卫。而后张彪步步升迁，曾协助张之洞创办汉阳枪炮厂，被派往日本考察军政，担任过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湖北提督等职。武昌起义爆发，他弃军潜逃，流亡日本。后来，他回国后寓居天津，投资纱厂。
溥仪在此居住约四年半，对张园亦有增建，接盖了三楼作为游艺室、客房、饭厅。二楼为溥仪卧室、婉容卧室及小会客厅；一楼是大餐厅、客厅与文绣卧室等。张彪死后，因其儿子索要房租，溥仪才不情愿地搬出张园。
1929年7月9日，溥仪搬进相隔不远的乾园（今鞍山道70号）。乾园占地3360平方米，是一座东西混合型庭院式别墅。前院是花园，有金鱼池，花木繁盛。主楼属西班牙风格，拱券回廊，气势不凡。后院、西跨院各有一座楼房，另有平房130余间。乾园的主人是陆宗舆。经溥仪岳父荣源奔走，陆宗舆把乾园“无条件奉送给皇上”。溥仪在此又住了约两年半，并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改乾园为静园，实际暗寓“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图东山再起。
矛盾的双重生活
在天津的溥仪，过着一种矛盾的双重生活。表象上是摩登“寓公”，这在溥仪的日记中有所体现：“早七时起，洗漱毕，萧丙炎诊脉。八时，郑孝胥讲通鉴。九时，园中散步，接见康有为。十时余，康辞去。适张宪及张庆昶至，留之早餐，赐每人福字一张，园中合摄一影……（1927年8月31日，阴历八月初五）”
有时，溥仪会乘车逛惠罗、正昌、义利等繁华商店；去中原公司理发、去起士林吃西餐和冰激凌；参加利顺德或国民饭店的交际酒会和舞会；去开明戏院听梅兰芳唱《西施》；去跑马场、打高尔夫球、冬天学溜冰等。他感到住在天津比在养心殿舒服。在做派上，他深受“帝师”英国人庄士敦的影响，追求绅士风范，每次出行都刻意打扮。对此，《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生动描写：“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口是钻石扣子，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
溥仪从未放弃复辟梦想。他身边的遗老遗少，如荣源、陈宝琛、胡嗣瑗、允升、罗振玉、郑孝胥等人，始终在“还宫”与“联日”上相互倾轧，目的都是恢复帝制。溥仪主张“用武人”恢复帝制，积极拉拢各路军阀，如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的代表，甚至资助白俄匪军，幻想借武力重登大宝。同时，与日本驻津领事、驻军司令、黑龙会成员往来日益密切，派遣亲弟溥杰等赴日留学，完全落入日本精心编织的罗网。郑孝胥“借助日本，复辟帝制”的主张逐渐占据上风。
两件大事风波迭起
进入1928年，溥仪遇到的烦心事一桩接一桩：先是张彪儿子登门讨要房租（每月700元）；而后是他倚靠的军阀势力一一垮台。更有两件大事深深刺痛了溥仪：祖坟被盗、淑妃出走，这都在加速他的政治抉择。
当时，军阀孙殿英作为蒋介石改编任命的军长，驻守蓟县、遵化一带。1928年7月9日，他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陵区，收买当地知情者，用炸药炸毁清东陵的慈禧定东陵、乾隆裕陵的地宫之门，疯狂抢掠地宫中的稀世珍宝。8月5日，英国路透社披露了东陵被盗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溥仪得知后悲痛欲绝，急命御前大臣向南京政府、北平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地报馆发表通电，要求严惩孙殿英、修复陵寝。此时，蒋介石正忙着调兵遣将打内战，孙殿英拿盗掘的珍宝贿赂各路政府要员，竟使盗墓要案不了了之。这对溥仪刺激极大，他气愤地发誓说：“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还有一件事是“淑妃革命”。淑妃文绣不满十四岁入宫，封为淑妃。后因与婉容皇后矛盾公开，逐渐遭遇冷落。1931年8月，文绣因吃饭时与太监发生口角，骂了句“讨厌”。溥仪多心，传出话说：“欺君之罪该死，朕将赐你死矣！”文绣性格刚烈，操剪刺喉，被太监拦下。下午，文绣乘专车出走，直赴国民饭店住进37号房间，并让随行小太监赵长庆回去传话：“要向法院控告皇上”。经过调解，双方协议离婚，溥仪支付赡养费，并被迫在报上刊登“废妃为庶人”的“谕旨”以挽颜面。此事对溥仪的皇权尊严和夫权思想造成巨大打击，使其更感孤立与焦虑。
仓皇北遁成傀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控制了东三省。在郑孝胥等人的熏陶、灌输下，溥仪天天想“重登大宝”。11月2日，土肥原贤二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之命到津，意在挟持溥仪前往东北。他抓住溥仪的心理活动，主动上门约谈，对其所提的建立“帝国”“独立自主”等要求都满口应允。驻津日军司令部积极地配合了这一行动。8日，大批暴徒手持枪械冲出日租界向天津华界开枪侵扰，制造了著名的便衣队暴动。一时间，天津枪炮声大作，形势骤然紧张。接着，有人以送水果为名，把两枚炸弹送进静园。与此同时，威胁电话、恫吓信不断；日本方面还传话说“炸弹是东北张学良兵工厂制造”，煽动仇张情绪。而后，日租界宣布戒严，主要路口设立路障，静园被封锁，与外界失去联络，恐怖气氛甚嚣尘上。这一切让溥仪感到在天津住下去会有生命危险。
1931年11月10日夜，溥仪藏身于汽车后备箱，混出静园，辗转至白河码头，乘日军安排的小船偷渡出海，换乘日轮“淡路丸”前往营口。至此，他在天津2400余天的“寓公”生活仓促画上句号。
在天津的六年多，是溥仪人生中一段看似自由、实则被困于政治幻梦与阴谋罗网之中的时期。他在租界的庇护下，享受着物质繁华，却无时无刻不在图谋复辟。他试图利用各方势力，最终却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彻底利用与操控。从张园到静园，从“静待时机”到被挟北上，天津作为其“蛰伏之地”，见证了一个历史人物如何一步步主动走进他人设下的政治陷阱，最终沦为傀儡。这2400多天，不仅深刻改变了溥仪个人的命运，也为随后东北十四年的苦难历史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