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下半年，往来于三岔河口的行人和客商们发现，法国人沿望海楼、崇禧观一带修建的堤坝开始繁忙起来，花岗岩地基上铺满了石头、青砖和木材等建筑材料，周边的房子也拆除了，空间越来越大，工人们在法国建筑师Marty的指挥下积极推进工程速度。到12月8日，望海楼教堂落成（旧称圣母得胜堂）。经过三次建设、两次重修，这座哥特式建筑如今仍矗立在三岔河口边。人们在回望历史之余也不禁好奇：为什么当年望海楼、崇禧观等都建在三岔河口？为什么望海楼教堂不惜拆毁原来的豪华建筑也要建在三岔河口？法国人又为什么执着于在原址上重修望海楼教堂？穿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可以发现望海楼背后的铭文。
三岔河口：天津的摇篮和城市象征
三岔河口对于天津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凭借漕运枢纽成为天津市区最早的发祥地。隋朝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沟通海河与黄河两大水系，大运河南北贯通。唐代，开凿的平虏渠又接通了从海河到渔阳的军事运输航线，军粮城成为“三会海口”，沟通了海运和河运，可以直达蓟州的边境。元代定都北京后，又疏挖永济渠，改凿后的河道，向北行经柳口（今天津杨柳青)，然后东折至三岔河，最后北上通州。到清朝，运河成为中国最发达的水上运输系统之一。依傍着海河，村落散布在河边，依靠河流的地理优势生存。市场也自发地聚集在河海交汇之处，在北门外的钞关附近，店铺、货栈、会馆，与宫南、宫北大街联成一体，顺城墙沿河的走势逐渐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商业带，成为天津最繁华的地段，城外街巷的居民数量渐超过城内。1854年前后，天津城厢人口共32700余户，19.8万余口，是北方第二大城市。
繁荣的经济带动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乾隆元年（1736年）望海寺临海而建，悠悠的钟声穿过水面升起的雾霭将殿阁楼台衬托得飘渺虚幻，乾隆题联“汇众流一滴笑与拈花”，道出了望海寺的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真谛。1773年天津盐商又为乾隆集资建造海河楼（又称望海楼），作为皇帝“恭进茶膳”之所。该楼既观河海之波涛，又观三水之汇流，有诗云“沽上潮来水相天”，描绘了登楼远望三岔河口的美景。三岔河口也是天津传统文化的聚集地之一。天妃宫道人王聪主持“香林苑”期间，“香林苑”也就是后来的崇禧观，因其能诗善画，才气过人，并且喜爱交游，于是香林苑成了当时天津一处雅集胜地，吸引着各地才俊。鼎盛时期，长廊的墙壁上，粘满了各地到访诗人写的诗，当地人甚至戏称香林苑为“诗厂”。
明清时期的三岔河口集聚了天津的人气、文气与商气，是天津的摇篮。而对于王朝统治者来说，三岔河口又发挥着更深远的战略意义。三岔河口是天津“实维燕师”政治军事功能显现的发端地。金灭辽宋后，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迁至燕京（今北京），并改燕京为中都。1272年元王朝，又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定为京城。对于中都、大都而言，处于近畿冲要之地的天津，自然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军事要地，比如金王朝升武清巡检完颜佐为都统，柳口巡检完颜咬住为副都统，在三岔河口附近设立直沽寨戍守。明在三岔河口附近建天津卫城，强调天津军事之重地。
三岔河口也是明清天津彰显文治蔚兴之天朝气象的盛地。天津“虽九河下稍，民艰日告，而雨露既渥，罔不怀新。”（来新夏、郭凤岐：《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意思是说，天津虽然处于九河下稍之地，不断的水灾令天津人民生活颇受困扰，但是因为有着朝廷的眷顾，就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了。因此，因有“被泽独先”（优先照顾）的圣恩，不仅津城士子能有幸经历皇帝“亲行释奠之礼，御彝伦堂听讲经义”（皇帝亲自主持祭祀先圣先贤大典，亲自为学生讲解各家经典）之恩典，比如1669年康熙驾莅天津，驻稍直口。入西门，出北门。诸生跪迎者，温语谕之，并问民间疾苦。（《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天津也把这份圣眷和心态融入到了城市日常生活中，士子以“生三辅之地，近天子之光”为荣，士子对京城之向往，“天津桥北望京楼”，以致“习之有素”而“春榜入词林者络绎不绝。”（《天津市河北区地名志》）大有“皆扬衡而含笑，言振步于京尘”（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凌云之志）的雄心壮志；这里也有士大夫们告老隐退“京尘今已洗，从此问菟裘”（《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的闲适人生，似乎只有在水淼茫浪拍天，极浦方看腾紫气的直沽之地，才能真正摆脱丝竹之乱耳，案牍之劳形的政事，才能真正实现“吟客放怀朝拄笏”（《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的放松心情；这里也有“圣朝何意通蛮货，自为观光近日边”（《洋艘骈津》，《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的“天子渡口”心态，这里不仅是各地船艘上京贡赋的渡口，而且代表着靠近最高权力中枢的最后一站，也只有在这个被天子赐名的渡口，“九州万国观光而至者，时闻诗书弦诵之声，被中和礼乐之泽，”（《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才能共享盛世文治之功，才能将泽被皇恩的恩典传播于四方朝贡之民。
明清时期，经由三岔河口，河流、城市和居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河流带来了城市政治军事地位的变化，吸引着朝廷和当地文人、商人和绅士的关注，同时城市文化又借漕运枢纽与京畿门户的优势渗透至城市日常生活中。比如乾隆皇帝大加称赞的崇禧观，不仅通过其奢华的装饰和精致的建筑传达了帝王主权的含义，而且通过河海与人的和谐相处，形成宗教和文化的融合。所以说，三岔河口是天津名副其实的摇篮和城市象征。
望海楼教堂背后的国际关系变局
然而清末，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在中国的门口，早就虎伺着一群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丛林法则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两次鸦片战争后，崇禧观一带成了侵略者的驻地，并改建为军事总部。
抢夺崇禧观改建为天主教活动中心。1858年（咸丰八年）6月27日，清廷与法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按照条约内容，外国人可在中国内地各处自由游历、通商、传教。1860年，法国公使馆允许传教士在天津找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定居。1862年法国传教士卫儒梅（Jean-Joseph-Léon Talmier，1815~1862年）通过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与清朝大臣崇厚的谈判，获得了天津三岔河口北岸望海楼旧址及其西侧崇禧观15亩土地。1864年法国人花费八万二千法郎（分两期两年）在天津城东关买到了一处大宅院，这所房子位于海河右岸，位置优越，距离城墙不远，这就是东门外小洋货街的仁慈堂。同时还设了一个小观景台，这个观景台高耸于整个港口之上，吸引所有进入这个港口的人都能看到这个传教中心。
由于仁慈堂场地狭窄，1866年，法国神父谢福音在望海楼旧址修建了天津第一座天主教堂——圣母得胜堂，作为法国天主教天津教区总堂。教堂建成后，谢福音以“传经讲道的地方必须肃静”为借口，强迫天津官方下令将教堂附近的居民住房等建筑物全部拆除，教堂周围的小摊贩也被强行赶走。
争夺文化符号的主导权，不仅表现为中法之间望海楼教堂的建造，其实列强之间也存在着彼此的竞争，表现在望海楼教堂的两次重修上。第一次重修是在1870年烧毁后的7年之后，望海楼天主堂用清政府赔款才在废墟原址上重建；第二次重修是1900年烧毁后的4年之后，望海楼教堂利用庚子赔款第三次重建落成，建筑仍然依照原样。之所以在原址重建，并推后了数年之久才得以落成，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欧洲关于中国保教权的争夺。
与英国人专注于商贸经济殖民掠夺不同，法国人更强调宗教殖民侵略。1802年拿破仑分别给巴黎总主教和罗马教皇的信中主张，“东方所有教友尽量置于法国特殊保护之下”，当时葡萄牙人负责欧洲教廷在中国的事务，但是葡萄牙因国内爆发革命，再加上英国、法国的崛起，欧洲各国纷纷转向，最终葡萄牙在法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承认今后各国传教士与中国官府若有交涉事宜，一律交由法国领事馆办理。但物极必反，法国人的对华宗教政策不仅让清政府感到不安和焦虑，1870年2月9日，总理衙门请驻华英公使阿礼国递交一份文件给英国政府，并由英国转交其他列强，文件不承认法国在中国的所谓保教权；而且其扩张野心也招致了其他列强的不满和担心，尤其是德国。经过二十余年的竞争，1891年德国拥有了对其在华教会的保护权。而此时的法国，则由于遭受普法战争的重创而难振昔日威风，最终接受了这一安排。此后，法国保教权不断受到来自其他列强的削弱和侵蚀。1900年，望海楼教堂再次被义和团烧毁，法国政府意识到继续掌控在华宗教保护权已不现实，形势的变化迫切需要迅速调整对华传教政策，1906年1月，法国公使通知中国政府其后法国将只保护本国的传教士。所以说，望海楼教堂的重修折射出了国际关系的变局，小地方有了大历史的意义。
二十世纪以后，各国对华政策走上了“联合”，紫竹林租界也逐渐取代了三岔河口成为天津新的经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