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关羽的崇拜始于其身后的三国时期，最初仅是民间对忠义英雄的缅怀。随着宋代以至明清统治者对关羽的多次加封，使其从历史英雄升格为“武圣”。
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设卫筑城，对于在此戍守的官兵而言，关羽“忠君报国、勇冠三军”的特质，正是他们所崇拜的。因此，早在卫所时期，天津的关羽崇拜就很普及。据《天津卫志》载，明代天津城已有关庙三座，“一在城内仓北，户部分司东。一旧在南门里，永乐四年建，重改西门外。一在北门瓮城内”。北门瓮城内的这座关庙，据《天津县新志》记载，建于明嘉靖时期，清光绪庚子事变，在八国联军拆除天津城时，同时被拆毁。
1998年，红桥区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在拆除满园春食品店（位于北马路和北门外大街交口东北隅）时，出土石碑一方（该碑现收藏于红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石碑无基座，碑体出土时已断裂。据《天津市红桥区碑石铭刻辑录及释文》一书载：“碑高150厘米、宽56.7厘米、厚16.5厘米。碑文楷书，碑阴、碑阳两面刻字。”碑额为“山右烟行”四字，碑文内容为商号与个人为修庙而集资捐银的情况。由于年代久远碑文漫漶，从现存文字看，捐银者共95家，其中商号32家，个人50家，分辨不出是商号还是个人者13家。碑额上的“山右烟行”，即指山西人在天津从事烟草生意的商号。清代的天津既是京畿门户，又是漕运与海运的交汇之地，码头林立，商贾云集。乾隆嘉庆时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对天津北门内关帝庙的重修绝非简单的宗教行为，对晋商而言，关羽既是山西人的商业保护神，也是维系同乡情谊的纽带。
重修北门内关帝庙碑立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此时天津还没有山西会馆。四年后，在天津经商的山西人冯承凝等召集同乡捐资，经过三年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修建了天津的第一所山西会馆，当时称“晋都会馆”。馆址在海河东岸的粮店街，今李叔同纪念馆附近。该会馆“坐震向兑”，即坐东朝西，大概有遥望家乡的寓意。从《创建晋都会馆记》中可见其建会馆的初衷，即为“吾同乡旅寄天津者甚夥，但各事其事，各业其业，里许咫尺间岁不一晤，至乡情日离而不相联矣。”而且“关帝为吾乡正神……但无栖神之处、会聚之所。”会馆建立后，“正厅中安帝君神位，每年四月八日设供献戏，会聚乡人公同拜祝，每朔望亦必焚燃香火。”根据《创建晋都会馆记》碑文所列建设会馆的集资名单，捐资者共有一百余家，虽然文字大部分漫漶难辨，但从中可见“佐廷选”“义和号”等人名及商铺名，都曾出现在《重修北门内关帝庙碑》的捐银名单上。而据《津门杂记》载：“山西会馆有二，在河东杂粮店街者，为西客烟行聚议之所。”可见，在粮店街修建的这座山西会馆，山西烟行的商人是出了很大力量的。
此后由于“西商辐辏，事剧人稠”，而粮店街山西会馆“地势偪窄，隔水不便”（《初建山西会馆碑记》），于是在道光九年（1829），晋商集资于锅店街又建立了一所山西会馆。据相关档案记载，粮店街的山西会馆在民国时期已基本停止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该会馆曾作过副食商店，上世纪末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而与之相关的北门内关帝庙重修碑，恰是在此时的城市建设中重被发现。
“北门内关帝庙重修”一事未见于天津史志的记录，而该碑文也不见于天津方志的著录。它的出土，为研究天津商业，尤其是清代中前期晋商在天津的活动提供了文献资料。如今，北门内关帝庙仅存碑刻，而山西会馆原址早已成为高楼广厦。只有石碑上漫漶的文字，仍在诉说着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