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是在村子里读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里日子过得紧巴，买不起书包。到了上学年纪，母亲早早就开始忙活——她把平日里积攒的破布头剪成大小不一的方块或三角，一针一线细细缝缀，最终拼成一个“花书包”。
这“花”并非真花，不过是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布头，在母亲巧手搭配下拼成的。但远看倒也有几分模样，背上它，装上课本、作业本，还有大伯亲手打的木质铅笔盒，蹦蹦跳跳去上学，心里满是欢喜。这花书包虽是用旧布头拼的，在我心里却金贵得很——它装着的，是我简单却幸福的童年。
妹妹们陆续上学后，母亲缝书包的任务更重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布料，她只得把旧衣服拆开，挑出还能将就用的部分，剪下一块块布头拼成书包。后来，父亲托人弄来一袋子做秋衣秋裤的下脚料。母亲用这些布料不仅给我们拼出了秋衣秋裤，还缝制了蓝红相间、偶尔点缀着花布的新书包。我们背着新书包，仿佛背着个稀罕宝贝，欢喜得不得了。
母亲在西屋墙上钉了一排钉子，我们放学回家，都会把书包整整齐齐地挂上去，远远看去，倒像一道别致的风景线。书包里除了书本和文具，还总藏着些“宝贝”：馒头、饽饽、炒黄豆、爆米花……这些零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上初中时，母亲在供销社买了块新布，给我缝了个新书包。我背到学校，总舍不得塞进桌斗——那桌斗的木板面坑坑洼洼，稍不注意就能剐坏书包。于是，我总把它摆在课桌上。可这双人共用桌地盘有限，我总不自觉地“越界”，侵占同桌的地盘，惹得他时不时跟我抱怨几句。到了初二，社会上悄然流行起帆布做的黄绿色挎包，好些同学都拿来当书包用，背在身上，神气得很。我见了，心里直痒痒，眼巴巴地跟母亲提出换书包的要求。
巧的是，家里刚卖了一头大肥猪。父亲交完欠队里的口粮钱，还余下些钱，便托人在城里给我买了个当下最时兴的书包。这书包，我视若珍宝，一直用到参加工作，都舍不得换。
前几天，我随父母回老家。母亲收拾东西时，从一个包袱里翻出几件旧物——竟是我们小时候穿过的、母亲亲手缝制的秋衣秋裤，还有一个用过的、仍很有弹性的花书包。看着这些40多年前的旧物，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
我轻轻拿起那个书包，思绪万千。最终，我把它重新挂回了西屋的墙上——因为书包里装着的，不仅是旧日的时光，更是母亲沉甸甸的爱，和我们那段难忘的幸福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