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教育，有人常陷入“知识囤积”的迷思，以为背熟经史子集、算尽公式定理便是育人的全部。但在笔者看来，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打造装满典籍的“书柜”，而是培育能拆解困局的“工匠”，“知识是砖瓦，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盖房的手艺。”古今圣贤的教学智慧，早已道破这一核心。
孔子的杏坛从无固定教材，弟子问仁、问政、问孝，他从不给出标准答案。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教他“先问父兄”；冉有同问，却获“即刻践行”的答复。旁人不解，孔子直言：“子路好勇过之，需抑其躁；冉有退怯，需鼓其志。”这正是教育的精髓——针对具体问题因材施教，教会弟子根据自身特质与情境变通，而非灌输僵化的“知识教条”。颜回赞老师“循循然善诱人”，实则赞的是这种“授人以渔”的智慧：不教“何为仁”，而教“如何行仁”；不授“治政之术”，而传“破局之思”。孔子的弟子遍布列国，或为卿相理政，或为隐士安邦，皆能在复杂局势中自处，正因他们习得的是解决问题的底层逻辑，而非死记硬背的章句。
西方先贤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异曲同工。他从不直接传授知识，而是通过连环提问，让对话者在思辨中自悟真理。当青年尤苏戴莫斯自诩“正义”，苏格拉底接连发问：“欺骗敌人是否正义？”“归还疯子的宝剑是否正义？”“为救他人性命说谎是否正义？” 层层追问下，青年意识到“正义”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需结合场景权衡的实践智慧。这种教学看似“不传授”，实则在培养最珍贵的能力——直面矛盾、拆解问题、寻求答案的思维力。苏格拉底曾说：“我无知，故我提问。”这份“无知”，恰是对教育本质的清醒认知：知识有限，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穷。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将这一理念推向极致。他批评朱熹“格物致知”沦为“枯坐参禅”，主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时，没有拘泥于兵法旧典，而是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局势，虚虚实实、声东击西，以少胜多。他教弟子“事上练”，要求在处理田赋、刑狱、民生的具体问题中体悟良知。有弟子问 “如何格物”，王阳明答：“晨起洒扫、应对宾客，便是格物。” 这背后是深刻的教育观：知识唯有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才能转化为能力，教育的场域从来不是书本，而是真实世界的困局。
当下，不少人的教育观念仍在走“知识囤积”的老路。学生背熟了“因材施教”的定义，却不会处理同学间的矛盾；算得出复杂的函数题，却不懂规划自己的时间；默写得出“知行合一”的原文，却在生活难题前手足无措。教育，不是让人心如容器，而是让人智如利剑，能剖开现实的迷雾，斩断前行的荆棘。
知识会过时，问题却永恒。从孔子的“因材施教”到苏格拉底的 “产婆术”，从王阳明的“事上练”到现代教育的“核心素养”，贯穿始终的是对解决问题能力的推崇。教育的终极使命，应是让人拥有直面未知的勇气、拆解矛盾的智慧、变通创新的底气。当一个人能在学业的困惑中寻得解法，在生活的琐碎中找到秩序，在社会的变局中站稳脚跟，便真正读懂了教育的本质。毕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遭遇问题、解决问题的旅程，而教育，就是为这场旅程备好最实用的“工具”与最坚韧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