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运河作为海河水系，一头连渤海，一头通北塞，很久以来就是连接山海的重要水路通道。这条河之所以叫蓟运河，是因为明清漕运沿海而上直抵蓟州；蓟州的州河、泃河在南部的下仓、白龙港一带汇成蓟运河，东南流向北塘入海。历史上，蓟州与蓟运河血脉相连，因河而生，因山而盛，在天津漕运史上也曾写下浓重的一笔。
天津的河海文化
蓟运河的名字源于蓟州
蓟运河属海河流域，上游两条主要支流是州河和泃河，分别发源于燕山南麓的遵化和兴隆，其中州河流经蓟州全境后在蓟州南部与从蓟州黄崖关入境的泃河汇流为蓟运河，经宝坻区、宁河区、在滨海新区北塘镇入海，干流全长156公里，算上主要支流，蓟运河总长336公里。
历史上，蓟运河的称呼很多，明清以前叫过浭水、沽河、蓟州河、运粮河、泃水等等。明清以后，漕运航道直通上游的蓟州城南五里桥。清朝《畿辅通志》援引《汉书·地理志》记载：“右北平郡无终（今蓟州）浭水，西至雍奴（今宁河县）入海”，这里的浭水即是州河，其下游就是今天的蓟运河。该书还记载：“蓟之行运应肇于唐，而实因魏武征蹋顿泃口所导之新河。《大唐新语》：司农姜师度明于川涂，善于沟洫，尝于蓟北约魏帝旧渠，傍海新建，号平虏渠，以避海难。”就是说，蓟运河的漕运史应该开始于唐朝，但实际上三国时期的曹操东征乌桓时就开凿了泉州渠来运送军需，与今蓟运河相连。唐朝时的蓟州也称渔阳，是当时的边防重地，所以唐朝神龙初年，当时的沧州刺史姜师度，沿着曹操当年开渠的旧迹，傍着海边开凿了平虏渠，以抵抗北方的契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内河运粮安全，避免了海难的发生。蓟运河的运输，保证了蓟北征战的需要，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这在唐朝的边塞诗篇中也有反映。杜甫的“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就反映了当时漕运的盛况。但是，也导致了粮多兵广的安禄山起了虎狼之心，致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到了辽代，在蓟州的州河和蓟运河之间，又修建了辽运河，缩短了水运的距离，这对于促进当时的经济的发展和保证老百姓的出行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期间，蓟州重修了独乐寺，其中大部分建材来自于漕运。后来，金、元时期虽然也曾兴修过水利，但由于执政年代不长，运河价值利用的不多。蓟运河漕运的真正兴盛，还是在明清两个朝代。
明朝蓟运河漕运终点在蓟州
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对蓟州战略地位极为重视。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部署中，边防线设立九个重要的军事重镇，其中，京畿以东的防线称为蓟州镇，简称蓟镇，民族英雄戚继光就曾任过蓟镇总兵。由于蓟镇沿线驻兵多，粮草军需开销巨大，光靠陆路运输不仅费用高，还难以保障，于是漕运军粮成为明朝固边的重要措施。因此，朝廷组织各州府衙门疏浚了蓟运河河道，并在沿岸设立了周转粮仓。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年间每年经蓟运河转运的漕粮达百万石，沿岸设置闸坝23座，形成“百里漕渠千帆过”的壮观景象。
明万历年间，户部侍郎甘学来在《修河堤碑记》中讲：“明国初开河渠，岁运粟米十万石，由津海而上以饷军。若内府正供，京营刍庾，则取给予蓟壤者，由视他州倍之。”意思是说，明朝初年疏浚了蓟运河，年运送粮食10万石，明朝一石约相当于现在的140斤，10万石粮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400万斤左右，这些粮食从南方产粮区海运到天津，再由北塘进入蓟运河北上运到蓟州，作为长城边防军队的粮饷。按照当时的供应标准，给与蓟州的粮食要比其他的州多一倍。”可见当时蓟州驻兵之多。到嘉靖年间，守军又增加了，明嘉靖《蓟州志》记载的户部尚书于范《监仓题名记》中说“其在渔阳者，岁入粟四十万石，月食四万人，朝廷命户部郎主之。”意思是说，当时朝廷命户部郎监督粮仓的建造和管理，蓟州每年要靠漕运运入粮食40万石，每月有4万人吃饭，可见边防吃紧。而此时，戚继光正在福建前线抗倭，几年后的隆庆初年他就到蓟镇任总兵了，可以直接接收和分配漕粮。
利用蓟运河运往蓟州的漕粮，具体将来分为海运与河运两个部分，终点在蓟州城南五里的州河码头，此地因建有永济桥，也称五里桥。据明嘉靖《蓟州志》记载：“蓟州粮饷之需大抵取给于江淮，是以大河诸卫，岁运二百六十余艘，直抵蓟州，为仓而贮之以便支用。”江南的粮食通过漕船海运至北塘，再沿蓟运河北上至白龙港码头，即州河与泃河的交汇处，因海船大、吃水深又是尖底不能再往北行进，就在白龙港这里卸船入仓，等待转运北上。按照漕运主事的安排调度，再将漕粮转运至平底船沿州河北上，直接运往蓟州城南的五里桥码头。这样看来，在白龙港转运的环节就显得非常重要。
白龙港在今天宝坻区霍各庄镇白龙港村，和蓟州南五里桥都是当时的漕运码头，位置非常重要，既是漕运的码头，也是中转站，还是重要的仓储基地。白龙港与下仓镇隔河相望，之所叫这个名字，与河流水脉有直接关系。明嘉靖《蓟州志》记载：“白龙江（港），在城南七十里沽河草桥，诸水皆会于此。相传昔有龙腾于此，因云。又名潮河，以海通潮，故也。”因为地处州河与泃河的交汇处，便成了蓟运河新起点，这里漕船往来穿梭、南下北上，人流物流都繁忙有序，带动了周边村镇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蓟州大镇下仓。
明嘉靖《蓟州志》记载：“蓟州仓旧在州南六十里白龙港，宣德间徙州南三十里，号曰新店仓，因名其地曰新仓。景泰元年，都御使邹来学徙于州城之北隅，令军卫有司，三分其工，而州居一焉。”也就是说，白龙港在明朝宣德年以前建有粮仓，即下仓；宣德年间以后往北迁30里，成为新店仓，即今天的上仓。景泰年间，又在蓟州城北城墙内建仓，称为北仓廒，即今天蓟州区一中操场所在地。当时，蓟州仓通过运粮河运来的粮食数目很大：“边储，南京遮洋漕运一十三卫，应天、广洋、大河、横海、水军左右、杨州、龙江左右、江阴、长淮、高邮、淮安。例该全粮二十四万石运至蓟州仓，但每年粮数多寡不等。”（明嘉靖《蓟州志》），意思是说，边粮漕运由南京遮洋漕运十三个卫负责，调集江阴、高邮、淮安等多个地方粮食，每年有24万石运到蓟州仓，只一个粮仓显然不足用，因此，形成了至今沿用的、上仓、下仓等地名，足以说明明朝蓟运河漕运的规模还是非常大的。清朝康熙年间女作家萧晶玉的《十粒金丹》所描写的上米仓、下米仓指的就是蓟州的上仓和下仓。
有明一代，不断对蓟运河进行疏浚，对粮仓、桥梁进行修缮。明嘉靖《蓟州志》里，载有监察御史李敏的《永济桥记》，记述明朝永乐年间，州河水泛滥，河岸向北迁徙，将原来的桥淤塞为平地，老百姓叫苦不迭。明正统三年（1438），当地政府进行了疏通，不想河水又向南决口，老百姓只能冬天跑冰，夏天摆渡，很是不方便。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守备蓟州署都指挥佥事刘辅，经请示朝廷，组织部队官兵两千人，挑开河的故道，堵塞河的旁流，重新用石头修建了桥梁，并命名为永济桥，保障了蓟州与永平、辽东的陆路畅通，这里作为蓟州五里桥码头，也为接收漕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蓟州军民对永济桥再次进行了维修加固，使这座桥“坚若砺矢，矫若长虹”。但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州河再度南迁，永济桥从此变成了陆地，直到民国三年（1914）桥石被拆除。今天的原永济桥原址旁边，建有蓟州新城大桥，横跨州河，见证了历史变迁。
蓟运河漕运助推蓟州繁荣
明修长城清修庙，到了清朝顺治年也开始在蓟州的东邻遵化修建东陵，陵寝建筑材料及官兵役匠并绿营兵丁所需军粮食，也都依靠蓟运河、州河漕运供应，并在蓟州城南三里蔡庄子设有码头。为了保证漕运畅通，康熙年间，每隔三五年都要对下仓至蓟州城南五里桥河道进行了疏浚，以保不时之需。“康熙三十四年（1695），需米三万六百石，红驳船一百五十只，装载至蓟州五里桥”。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因州河泥沙淤积，河床阻塞，朝廷停止漕运，民间商船仍然进行。光绪二十年（1894）春天，蓟州知州刘枝彦对城南州河进行裁弯治理，把由蔡庄子经科科村至马圈头村14里弯曲河道，取直为由蔡庄子直至马圈头村，缩短了4里，减轻了泄洪阻力。
蓟州境内州河的漕运在清朝后期虽然停止了，几百年漕运历史却为蓟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久久不衰的影响力。清朝康熙年间蓟州知州张朝琮在《蓟州志》中写道：“蓟之水，川流不一，必取于沽河者，以众水皆小，惟沽河为盛也。”清嘉庆年间蓟州牧赵锡蒲也认为，州河为蓟州之水脉，同城北府君山（崆峒山）龙脉一样，均关系郡之盛衰。清道光《蓟州志》云：“盖一州之内，必有一州之山川，所以发舒地气，长养万物也。至山泽之气体，为一郡来脉所关者，尤宜加意保护，如蓟之崆峒山、沽河是也。”历史上，蓟运河这条水道孕育出独特的运河经济带，蓟州的板栗、盘山的柿子、井峪的甜梨，还有宝坻的银鱼、宁河的芦苇、紫蟹等通过运河行销全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明代就出现的“漕船带货”制度，允许漕船携带150石免税商货，催生了专业的运河商人群体。据估算，清代中期蓟运河年货运量达200万石，商品流通总值超过500万两白银。
蓟运河的畅通带动了蓟州城市发展、村镇集聚、农业经济、酿酒等手工业兴盛。沿河市镇如上仓、下仓等因商而兴，形成“十里帆樯，万家灯火”的盛景。比如，在清同治六年（1867）州河东岸的许有泰在上仓镇创办了“兴泰德烧锅”，也就是渔阳酒的前身。当时，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帝每年春秋两季都会谒陵祭祖，而在谒陵结束后回京的途中，随行的官员们常会在蓟州旧友山庄聚会。许有泰便带着他的“兴泰德烧锅”酒前去献酒，结果不仅赢得了大员们的赞赏，更因此有机会拜当朝状元崇绮为师。在同治11年（1872），崇绮的女儿被赐封为皇后，婚宴饮的酒就是蓟州的酒，慈禧太后封此酒为宫廷御酒。可以说，手工业的发展和南北商旅的流动促进了经济文化交融，还带动了蓟州的盘山佛教文化、州城儒家文化的发展，蓟州书院、文昌阁、鲁班庙的兴建推动了教育发展；民间艺术如评剧、花会吸收南北元素，形成独特风格。州河沿岸，也先后建起了众多庙宇，海潮寺、东岳庙、真武庙、幡杆寺等等，无不与漕运文化有关。
蓟运河不仅是水利工程的杰作，更是蓟州历史文化的血脉。在当代，唯有将保护与创新结合，方能让蓟运河焕发新生，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现在，蓟运河的州河段已成为国家级的湿地生态公园，彰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