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写于1990年的散文《草炉饼》中提及，她读到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她这才恍然大悟，说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被打破了。当时的上海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方言“买”“卖”读作“马”，“炒”读作“草”，因此她以为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她和同住的姑姑都觉得这饼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因为在户外工作的各种苦力都可以随时买来拿在手里吃，是最便当的便当。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天才女作家从少女时直到晚年，始终保持着语言的敏感，比如“草”“炒”的推敲，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我就曾有很多年误听了某一首歌歌词中某个字的经验。这大概是汉语作为表意文字才会有的多义性，表音文字音和义的对应则相对简单。“平民化”与“贫民化”，音近而义不同，区分了阶层。“最便当的便当”，一词多义，前者为形容词，词典的解释为“方便”，后者为名词，词典的解释为“盒饭”。张爱玲信手拈来，融会贯通，涉笔成趣，语言的排列组合，在她那里成为一种富有智慧的高级游戏。
文章以这样的追忆结尾：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撂，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报纸托着一角大饼，张爱玲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这原本寡淡无味的草炉饼，在张爱玲那里，却引起诸多有意思的联想，诸多情绪的起伏，平淡的散文由此成了颇具戏剧性的小说。
引出张爱玲这篇戏剧化散文的小说《八千岁》，来自善于将小说散文化的汪曾祺。此处的“散文化”，或者“去小说化”，并非消解小说的趣味和情味，而是指不刻意甚至做作地编造情节，追求波澜，哗众取宠。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大愿意它太像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太像小说”，是心里先存着一个小说该有的样子，在情节与结构上过度安排设计，结果反而陷入套路。
小说《八千岁》的主人公八千岁，如张爱玲所说，是一个“节俭的富翁”。小说里有八千岁那样的葛朗台式人物，也有宋侉子那样特立独行、行侠仗义的好汉，有虞小兰那样的“像一颗水蜜桃”般的美人，还有一位横行一方、欺男霸女的“八舅太爷”，照理说可以写成一个鲁智深或武松式的故事，让民间艺人说唱起来，引来一片叫好。但汪曾祺却细细地写八千岁的米店，店堂里一边是几个米囤子，囤里依次分别堆积着“头糙”“二糙”“三糙”“高尖”，颜色由红到白：头糙是只碾一道，才脱糠皮的糙米，颜色紫红；二糙较白；三糙更白；高尖则是雪白发亮、几乎透明的上好精米。他还这样细细地描述晚稻香粳——煮出粥来，米长半寸，颜色浅碧如碧螺春，香味浓厚。“浅碧如碧螺春”，让稻米一下子有了高雅的茶韵与画意。
他这样写引起张爱玲注意的草炉饼：“这种烧饼是一箩到底的粗面做的，做蒂子只涂很少一点油，没有什么层，因为是贴在吊炉里用一把稻草烘熟的，故名草炉烧饼，以别于在桶状的炭炉中烤出的加料插酥的‘桶炉烧饼’。这种烧饼便宜，也实在，乡下人进城，爱买了当饭。”草炉饼，果然是贫民化的最便当的便当，相当于米中的“头糙”，卖给挑箩把担卖力气的。而“桶炉烧饼”，应当是平民化的，相当于米中的“二糙”“三糙”，一般的住家铺户也能吃得起。“高尖”和晚稻香粳，则只有高门大户才能享用。我在美食上所知有限，不知道该对应当时的何种高级点心。
很难想象，一个说书艺人会在自己的抑扬顿挫乃至手舞足蹈中停下来，细细地讲稻米，讲烧饼，讲米店里细糠的香味、牲口槽里骡子粪的味道，还有石碾子不紧不慢的呼呼的声音。但正是这些去除了戏剧性的日常细节，这些“小说”中的“散文”，让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也能在辛苦劳作的平常日子中，嗅一嗅碧螺春的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