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毕其一生满腔热血，以抗金卫国、恢复中原为己任，赤诚之心可昭日月。他那首临终绝笔“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道出了北伐是他至死不忘的执念。也正是在这份刻骨铭心的执念催化下，晚年的陆游识人不善，招致非议。
《宋史·陆游传》记载：“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朱熹之所以说陆游“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是因为陆游曾与韩侂胄关系亲近、过从甚密——而韩侂胄不仅是朱熹理学的大敌，还曾打压包括朱熹在内的众多士人。而除了朱熹，对陆游“交好”韩侂胄持批评态度的还有杨万里，他们都是陆游的朋友。
作为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当朝平章军国事（权力位居宰相之上）的韩侂胄，在历史形象上似乎是一位“谤满天下”的人物，元代的脱脱等人甚至将其列入《宋史·奸臣传》。后世评价韩侂胄时，也往往为其贴上“党同伐异、专权独断、任人唯亲、败坏朝政”的标签，而对其正面的贡献与事迹则多有忽视乃至抹杀。
视韩侂胄为“奸臣”的，又何止《宋史》？早在当时，已成“罪魁祸首”的韩侂胄便世所不容，被人“槌杀”，死于非命。但笔者认为，与五十多年前的秦桧相比，不管怎么看，韩侂胄毕竟没有卖宋、叛宋，本质上还是不同的。至少在金人眼里，他反而是个南宋朝廷的“忠臣”、爱国者。有个逸闻便恰好凸显了这种悖论。
据《宋稗类钞》记载，为乞求与金国媾和，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等人密谋，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将韩侂胄槌杀，并割下其头颅，函首以献（这便是“函首安边”典故的由来）。次年，南宋使者出使金国时，被金人头领带领参观忠缪侯墓。当着宋使的面，金人头领意有所指地说：“（他）对国家忠诚，却对自己犯了错误。”宋使问“忠缪侯”是谁，方知竟是韩侂胄。
回头探究，“里外不是人”的韩侂胄为什么力主“北伐”呢？多数学者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转移“庆元党禁”之后朝野上下涌动的反对声浪，回应社会舆论，“立盖世功名”，借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制衡朝廷内的主和派，服务其权力斗争。
陆游是中国历史上存世诗作最多的诗人之一，而《南园记》《阅古泉记》作为其灿若繁星的诗词之外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却因被士大夫们攻讦为讨好权贵韩侂胄的“阿附谄媚之作”而广受诟病。
韩侂胄力主抗金，而已年逾古稀“金戈铁马入梦来”的陆游，矢志不渝地将“王师北定”视作人生的最大夙愿。这一共同的志向，成为性情各异、需求不同的二人殊途同归的交汇点。嘉定元年（1208），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由于准备不足、用人不当、部署有误和下属官员（将领）的倒戈叛变、内乱等原因，最后以失败收场，宋金双方签订《嘉定和议》。这一结局不仅决定了韩侂胄的历史评价，也给晚年陆游的名誉蒙上了污垢和阴影。但若“开禧北伐”获胜，历史的书写必将截然不同。事实上，北伐之初，南宋举国上下的支持拥护者不在少数，其中包括历来被后世推崇的、时任浙东安抚使的大词人辛弃疾。
《南园记》大约作于庆元六年（1200），此时的陆游已是一位“老病谢事，居山阴泽中”“其愚且老，又已挂衣冠而去”的垂垂老翁，韩侂胄则年近五旬，志得意满。嘉泰二年（1202），陆游被罢官13年后奉诏入京，担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到作《阅古泉记》时的嘉泰三年（1203）四月，陆游已经完成了国史编修。
此二记（《南园记》《阅古泉记》）并非陆游“主动为之”，而是应韩侂胄之邀，“承公之命而不获辞”，更非陆游为“再度出仕”而投靠韩侂胄而作。目前并无任何证据显示，“游起于告老之后”与作《南园记》存在因果关系。对这一点，即便是朱熹也不否认。在书信《答巩仲至》中，朱熹记述：“（庆元五年春），临安已有‘议者欲起洪景庐及此老（即陆游）付以史笔。’”
但让陆游及其后人始料未及的是，此二记竟成为主和势力与道学之士攻讦他奉迎韩侂胄的把柄，譬如“宜休之晚节，蔽于不义之浮云”“损晚节以规荣进”……
显然，以老朽之身图“利禄功名”不合逻辑。
陆游何来“晚节有亏”？顶多只是践行理想时“饥不择食”的一厢情愿罢了。因此，明代毛晋在辑录整理《放翁逸稿》时于跋中写道：“至于《南园》之记，惟勉以忠献事业，无谀词，无侈言，放翁未尝为韩辱也。”
写到这里，陆游的《山村独酌》不禁浮上了笔者心头：“腰剑如今不换牛，固应万事一时休。孤舟惯作潇湘梦，骏马宁思鄠杜游。毁誉要须千载定，功名已向隔生求。石帆山下秋风晚，买酒看云自献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