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蕾
王振德先生是美术界德高望重的美学家、美术史论家、教育家和中国书画家，在天津乃至全国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他始终待人恭敬有礼，对谁都和颜悦色，不追名逐利，亦不居功自傲，尽显谦谦君子之风，堪称美术界的一股清流。
王振德先生的君子之风，源于自幼接受的儒学启蒙，加之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向经典学习、向名师求教，始终以君子标准自我要求。他说：“《论语》中有一百多处提到‘君子’，《周易》也讲到君子之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伦理、学问，秉持的就是君子的人格。修炼成君子是我的心愿。”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一颗君子之心逐渐养成，其中蕴含着四种境界的深刻内涵。秉持这些境界，他以深厚的学养助力天津文化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默默奉献，如烛光般温暖而持久。
敬畏心——文化命脉的守夜人
王振德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入小学、“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接受的是新中国系统的新式教育。然而，他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诗文书画修养兼具，这均得益于幼年时期的家学启蒙。王氏家族是宝坻黄庄镇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作为乡土社会中典型的耕读世家，其家学渊源深厚，绵延传承至少十数代。他的祖父与曾祖父均中秀才，九世伯祖更与曹雪芹的祖父相交甚好。这般诗礼传家的望族，历来设有家塾。清末秀才出身的祖父，自然成为家塾先生的不二人选，讲学之所便设在祖父的书房之中。
王振德自四岁起便每日鸡鸣即起，前往家塾诵读经典，启蒙读物正是传统经典《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虽家塾学子多为亲族子弟，但祖父管教甚严：迟到者罚站背书，屡教不改者，则被视为非读书之材，必被毫不留情地清退，转而学习其他技艺。
王振德因学习勤勉、聪慧过人，被族人公认为读书的好苗子，成为家族重点培养的对象。经祖父广厚公启蒙后，其父云章公继续向他传授传统经典，涵盖《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及四书五经等典籍。其父身为书法家，在指导他读书的同时，还悉心教授楷书与行书技艺。没多久，他便承揽了家族春节期间书写春联的事务。可以说，祖父是为他播下传统文化种子的引路人，父亲则是为他夯实文化根基、引领其步入艺术殿堂、构建审美体系的奠基人。这般家庭背景与家教传承，使他自幼便对传统文化怀有敬畏之心，难怪他会感慨：“我从小就崇拜传统文化。”
在小学、中学阶段，王振德便利用课余时间潜心研习书法绘画，受教于天津自然博物馆馆长靳石庵、画家张其翼、书法家傅东野、国画家惠夷之以及文字学家高去疾等诸位先生。他秉持“谁有本事，我就跟谁学”的求学态度，广泛汲取各家所长。在其后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处处可见这些先生启蒙的影子。大学期间，虽主修中文专业，但他始终坚持研习绘画理论与绘画史，既为先前跟随诸位先生习得的绘画技法寻得理论支撑，亦为日后工作转型悄然埋下伏笔。
“学习的事最大，别的事都不重要。”王振德觉得在学习面前，如今社会上热衷的功名利禄都显得微不足道，“读书是我觉得最快乐的事，只要一读起书，什么烦恼都没了。”虽已85岁高龄，一有空闲，他就会拿出书翻看。书籍给了他成长的动力，给了他进步的方向，给了他快乐的源泉。
“君子博学于文”，王振德始终怀揣着探索未知的猎奇之心，不断拓展学识的疆域，对未曾翻阅的书籍总怀有难以抑制的求知渴望。世人多倾向于追随潮流，追捧时下流行的读物，而他却是反向求索的行家，常往图书馆寻觅冷门典籍、搜寻无人问津的奇书，他在借阅处最常询问的便是：“有什么书没人看？”许多从事专业研究之人，往往只关注与自身领域相关的著作，对跨学科内容兴味索然，视之为无谓的虚耗。然而，他却不为自己设限，但凡经典佳作，皆来者不拒——儒释道三家典籍自不必说，地理学、星象学等门类亦多有涉猎，就连《周易参同契》这般晦涩艰深的著作，也要细细品读一番。
学校和天津的图书馆已难以满足他开阔眼界的需求，于是，他利用假期前往北京的图书馆寻书。通常一去便是数日，白天泡在图书馆里，晚上住最便宜的旅馆，三餐是馒头就白开水。然而，他始终秉持着“兴致情趣所及，必欲得其究竟，讨个明白，学个彻底，弄个痛痛快快”的求学态度。他就像一棵不停吸收传统文化养料、不断向上攀升的树，根扎得越深，视野就越开阔，思考的维度也越广博，久而久之，便成了“学识渊博”一词的鲜活写照。
王振德怀揣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毅然成为一名守护者，奉献着自己的年华。在他身上，我们真切地看到了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动人景象。
恭敬心——师道传统的受益者
好学生和好老师是相互吸引、双向奔赴的结果，学生尊师、老师重教，共同实现师道传承的理想。敏而好学、谦卑恭敬，让王振德极有老师缘，他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更得到老师们的肯定与提携。欧阳修云：“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尊师重道成了刻在他骨子里的精神。求学路上，他幸遇良师近百位，令他受益匪浅。
上小学时，王振德便得到书法家傅东野先生的悉心指导，经年累月研习书法，练就深厚功力，精通篆、隶、楷、行、草多种书体，且皆能自成一家。然而，因其专业领域聚焦于美术教育，学界对其的关注多集中于学术研究及绘画成就，对其在书法领域的卓越造诣，则相对有所忽视。
在求学期间，王振德通过校内、校外两条平行的学习路径，对国家推行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比较与思考。他深刻认识到，在新文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传统文化亦不可轻言舍弃。这一观点虽与当时主流思潮存在一定差异，但他并未随波逐流，而是默默坚持学习。后来，他的这一见解还得到了恩师孙其峰先生的肯定。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在王振德的众多老师中，孙其峰先生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位。正是这位先生的认可，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与孙其峰先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王振德家从宝坻搬到河北区宙纬路四马路，而律纬路的天津艺术学院职工宿舍大院，与他家的距离不过一个路口。当时，天津艺术学院的院长高镜明以及孙其峰先生都住在这个大院里。
“我经常在路上看到他们下班。在我的印象里，我戴红领巾的时候，孙先生就是大画家了。”王振德与孙先生师生缘从1971年开始。当时，王振德在天津半工半读丝绸工业中学任教，恰逢天津市举办教师代表大会，二人均作为代表参会。会议期间，他被会务部门借调担任兼职秘书。工作上的交集，让孙其峰先生不仅注意到他在绘画上的才华，更发现其文字功底颇为扎实。王振德借此机会向孙先生表达了拜师之意，孙先生欣然应允，爽朗笑道：“那你就来呗！”
王振德一直坚持诗文书画多种艺术形式齐头并进，中文系的专业功底为他提供了坚实支撑。他热爱作诗，经常在与孙先生外出写生归来后，为先生即兴赋诗。对此，孙先生大加肯定：“我没学过文学，光学画学书法了，作诗还做不了，你能作诗，将来在这方面的发展一定比我强。你将来有机会就到艺术学院来教文学，还可以学画。”这番话彰显了一位胸怀宽广的教育家，对学生未来超越自己的由衷期许。孙先生欣赏王振德出众的才华，以及他求学过程中展现出的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坚信他在美术教育领域必将大有作为，理应为他提供更高的平台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革”结束后，艺术学院正需引进人才，孙先生便将他推荐给了院方。然而，跨系统调动并非易事，院方对此有所质疑。孙先生见状，当即担保：“试用期一个月，如果干得不行，你们就把他退回去。”当时孙先生在院里威望颇高，院领导颇为尊重他的意见，因此王振德的工作调动在1977年年底前便顺利完成了。事后，孙先生又对爱徒提出了更高要求：“我都给你打包票了，说你调过来能发挥作用。你得做计划，今年干什么，明年干什么，后年干什么。”他满怀信心地向老师立下保证：“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就一年写一本书。”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王振德言出必践，不仅兑现了对孙先生的承诺，还做出了更多贡献。多年后，孙先生对这位学生取得的成就赞许有加：“振德博学多才，于治文史哲学之余，旁溢为花鸟、山水，亦自成趣。其为人谦恭敬人，心气平和，不计毁誉，精勤刻苦，未负余二十余载之厚望也。”
“为学莫重于尊师”，王振德对诸位老师的感情，不是仅仅停留在日常对老师的尊重、用事业成就回报老师这类一般的层面。更为有心之处在于，他利用自己擅长写作的优势为老师们写文章，成为“老师心里话第一个倾听者”，成了老师的知心人。老师们对他打开心扉，倾诉那些平时不为外人道的心里话。
对他而言，倾听的过程不仅是师生间情感交流的纽带，更是一次学习与提升的契机。老师们是如何学习的、如何解决问题的、如何取得成功的，以及他们经历的心路历程，这些千金难买的箴言，带给他的启发远胜于课堂上的教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先后为五十多位老师撰文，既为老师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也为自己积攒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开拓心——理论边疆的“拓荒牛”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作为从事美学理论与美术史研究的专家，王振德的本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朴素真诚：“我做的事要对社会有利、对学科有利、对后代有利。”他在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之外，对于理论研究从未放松，并且创新不断、贡献卓越。
王振德的理论研究涉及文学、美学、艺术史、中国画论、教育学、编辑学、文字学、训诂学、园艺学等众多领域。常年大量的阅读学习，让他能够觉察许多前人未尽之事。他发现唐代画家边鸾的花鸟画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却没有引起历代美术史研究者的重视，遂系统性地对边鸾进行研究，对其贡献进行客观评价。又如唐代的刁光胤、南宋的梁楷、明代的盛懋与夏昶，这些画家同样价值被低估。于是，他重新挖掘史料、评估其艺术价值及历史贡献，并将相关内容编入《中国画家丛书》。
专题性的系统研究也是他的重要工作。他整理出版了《中国画款题常识》《历代钟馗画研究》《齐白石谈艺录》等专著。特别是在编写《齐白石谈艺录》时，他整理出近百万字的文字材料。十余年后，“八五”计划、国家重点学术项目《齐白石全集》启动，编委会在遴选编委时，看到他的著作和海量的资料，毫无悬念地确定他担任全集编委及第十卷《诗文卷》主编，并选用其中五十万字编入集中。像《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中国书画鉴赏词典》《美学百科全书》《中国近现代书画家词典》《中国美术史》这种大部头的典籍，他或担任主编、或参与编撰，在国内美术界的影响力借此可窥一斑。
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构成了王振德理论研究工作的显著特质。他提出的“中国学人画”理论，必将在中国传统绘画史上留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篇章。在“中国文人画已趋式微”的普遍论调中，他以发展的眼光敏锐捕捉到中国画演进的时代特征，从创作者身份的变迁着眼，犀利地辨识出一个继承与发展的新方向，并为之作出精准的理论界定。纵观从文人画到学人画的嬗变轨迹，在理论层面，历史上关键节点性的人物包括苏轼、董其昌，到了现代，当属王振德。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实践中，王振德对自己的要求是“写文章要有真实的观点”。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创见，研究的价值何在，研究者的价值何在？关于写文章这件事，他总结出三重境界：第一重，俯仰宇宙。这是大乘境界，如李白、屈原等大家，其文气吞山河、天人合一。第二重，截断众流。这样的文章自成一家，像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杜甫，虽然文风各异，但也具备独特的风格。第三重，随波逐流。这类文章最多、最普通，人云亦云，故无需赘述。王振德坦言：“我写文章时，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从大乘的角度出发，从大我出发，从抒发人的真善美出发。”虽然已是著作等身，但他依然很谦虚：“虽然自己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我告诉自己不能骄傲。我有使命感，还要多活、多学习、多作贡献。”
责任心——艺术传承的执炬人
王振德是个心怀天下的人，他胸怀艺术的天下，远大的志向不仅源于要强的性格、老师的榜样，也源于父亲云章公的期望：“要留下东西来，献给社会，献给后代。”随着艺术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不断深入，那股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烈，“我把传承文化看成天大的事”成为其最强烈的心声。
王振德求学期间，有幸结识众多良师。他不仅仰慕老师们深厚的学养功力，更从他们身上真切感受到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师德师风。这份熏陶让他在青少年时期便对教师职业心生向往，立志要如师长们一般，成为文化的传承者。怀着这份信念，他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四个志愿中毅然填写了三个师范专业，最终如愿以偿，被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
自1977年调入艺术学院，王振德先后教授了18门课程。平均不到两年就要开设一门新课，这一数量对大学教师而言已属不易，而更难得的是其中不乏填补教学空白的创新课程。他不仅肩负教学任务，还需兼顾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及书籍编撰，同时还要挤出时间设计新课，工作挑战之大可想而知。
“我习惯在美术理论教学中，把欣赏、评述、品鉴、史论、技法、写生、采风、考察、收藏、应用等方式或理念，综合运用到一个课题中，使学生在学习和探索中全面把握课题的方方面面，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知识或技能，令其在岁月体验中变为自己的能力，为日后艺术工作不断开辟自我提升的领域。”在王振德身上，不仅能看到学术理论的传承，更能看到师德的传承，看到对学生甘于奉献、为之计深远的责任心。他的学生们常以“经师易遇，人师难逢”感念求学路上得遇这样一位难得的“人师”。
作为天津人，王振德把对家乡的热爱转化成对家乡的责任。“1977年到美院之后，我就把研究中国画作为重点。”他回忆，“天津画家水平其实很高，不输国内其他地方的画家，就是没有名气，也不会宣传自己。历史上有海上画派、岭南画派，有京津画派，但没人单独提出天津画家其实可以自成一派。于是，我开始系统梳理天津书画及天津书画史话。从张和庵开始，天津的文人画就形成了独立的传承脉络。随后，我着手整理每一代画家的传承情况，经过六七年的深入研究，最终提出了‘津派书画’的学术理念。”
他在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中还写道：“20年来，一直将弘扬‘津派书画’作为学术探讨的重点。这种浓重的乡土情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本人的执拗，但我还是以‘非我莫属’的心态将这一课题持续研究下去。”这种“执拗”其实是他要为家乡做些贡献的责任心，是要为家乡的艺术在全国争取一席之地的赤子心。
“君子泰而不骄”，虽然王振德在事业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却始终保持着平和淡泊的心态。面对褒奖与荣誉，他泰然处之，从不借学术界的名望炒作自己的书画作品，始终坚守初心，秉持着纯粹的艺术追求。王振德说：“我搞诗文书画意在抒怀言志，追求意趣情怀，不在于参展或发表。多年来，我也参过展、卖过画，均出于朋友推荐、邀请或帮助，从未主动要求过，这使我有较多时间畅游于精神王国和艺术世界。”即便已退休多年，他依然活跃在文化艺术领域，从未间断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他以一颗赤诚的君子之心，继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