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四年（736）八月初五，是唐玄宗李隆基的51岁生日。此前七年，李隆基把自己生日这天定为国家节日——千秋节。之后，每至八月初五，大唐长安便一片欢腾，盛世繁华尽现。臣子向皇上赠送礼物，皇上亦对属下予以赏赐。主子开心臣子乐，年年歌舞唱升平。
但这一年的千秋节，却有人与众不同，别出心裁，愣是弄出一番当时引人惊奇、后世传为佳话的别样风景。“百僚上寿，多献珍异，唯九龄进《金镜录》五卷。”对于张九龄不送宝物送书卷，不送金镜送事鉴，李隆基当时是开心笑纳的——“上异赏之”。最高领导的“笑纳”之“笑”，不知是否由衷，但张九龄之不随流俗，于此委实可见一斑。
《千秋金镜录》是张九龄任中书令期间撰写、编纂的一本政论集。全书共分五卷，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总结夏商周到隋唐的政权更替规律，提出用人唯贤、广开言路、居安思危三项核心治国理念。在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上，主张用人唯贤，才德兼备；在财政管理上，提出“节奢省费，轻徭薄赋”。在体例上，每章先列举前朝典型案例，再结合开元年间施政现状展开评述。拿古人说事，毕竟还是隔靴搔痒，这一联系当朝实际，可就难免直挠痛痒之处了。
与《千秋金镜录》一起赠与李隆基的，还有张九龄的《进千秋节金镜录表》。这相当于关于所赠礼品的一个说明。表文以“明镜鉴形”“往事鉴心”为喻，援引黄帝《镜铭》“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之说，提出以史为鉴的治国理念。联系当时李隆基沉醉于盛世繁华而趋于奢靡，不喜诤言喜谀辞，疏远贤臣近佞臣的现实，张九龄给他送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足见其用心良苦。
然而，从之后李隆基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张九龄的个人际遇，可知这份礼物被收下后，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被李隆基翻看几页之后，眉头一皱，随手一扔，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先是张九龄被迁为尚书右丞相，免去知政事；接着，一方面，张九龄举荐的监察御史周子谅遭遇李林甫构陷获罪，张九龄则因“举非其人”而被放逐荆州；另一方面，取代张九龄为相、张九龄曾力谏不可重用的李林甫，却深得李隆基恩宠，朝纲独揽。显然，《千秋金镜录》和他原来的主人一样，遭遇了本不该有的遭遇。
李林甫当上宰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媚曲蔽塞玄宗视听，自专大权。他明确告诫负责对皇上进谏的官员：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用多言！他以立仗马（仪仗马）为喻，对谏官们进行恐吓：“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于是，万马齐喑，死寂一片，李隆基再也听不到“皇上圣明”之外的任何声音，欣欣然于形势一片大好，沉湎酒色而不能自拔。这位曾经的一代明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对《千秋金镜录》的鄙夷和不屑。忠言逆耳，良药拒服。至此，“开元盛世”的落幕及他本人后来的凄惨结局，已毫无悬念。
张九龄故世15年，即公元755年，诤言余响犹在耳，安史之乱终爆发。长安陷落之前，玄宗仓皇出逃。马嵬坡，爱得死去活来的杨玉环，被一根白绸勒死，而失去皇位的李隆基，则在太极宫度过了最凄凉的时光，最终在此走到生命终点。对于弃用张九龄，李隆基曾有过愧悔。他在录用近臣时常问“此人得如九龄否”，便是明证。其实，他最辜负的，不是张九龄本人，而是张九龄赠给他的《千秋金镜录》。有金镜而弃之不鉴，蹈前人之覆辙，其痛如何？